2017年10月18日，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隆重開幕。“要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習近平總書記代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報告。

　　鄉村治理是農村基層基礎工作的重要內容，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基礎環節，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要組成部分。實踐證明，平安建設的問題集中在基層，平安建設的堅實力量紮根在基層。

　　55年前，在浙江楓橋的江南小鎮，毛澤東思想催生了“楓橋經驗”；55年來，“楓橋經驗”與時俱進，成爲基層治理的典範模式；如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發展了“楓橋經驗”，爲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提供了方向，指明瞭道路。國務委員、公安部黨委書記、部長趙克志指出，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爲指導，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的重要指示精神，堅持黨建統領，堅持以人民爲中心，堅持黨的羣衆路線，堅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堅持共建共治共享，始終保持“楓橋經驗”與時代同步、與未來同行。要着眼長治久安、健全長效機制，推進工作理念、機制、方法創新，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防範風險、化解矛盾、維護羣衆合法權益，不斷提高基層治理現代化水平。全國公安機關堅持發展“楓橋經驗”，堅持自治爲基、法治爲本、德治爲先，注重綜合運用自治、法治、德治三種方式，形成系統化、協同化和一體化的體制機制，通過自上而下的政府引導和發動自下而上的社會參與，推動實現基層治理現代化。

　　源頭活水：“楓橋經驗”發源地創新“三治融合”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司馬遷《史記·殷本紀第三》爲了羣衆、依靠羣衆是“楓橋經驗”的核心要義，也是“楓橋經驗”55年來歷久彌新的關鍵所在。人民羣衆是否滿意是衡量公安機關社會治理能力水平高低的根本標準。進入新時代，要求公安機關積極探索多元化解矛盾糾紛的新機制，全面提升社會風險防控化解能力；要求公安機關把握好“楓橋經驗”的精髓，傳承好“楓橋經驗”，同時，適應社會主要矛盾變化，順應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動“楓橋經驗”與時俱進，不斷煥發新的生機活力。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歷史發展進步的力量源泉。在堅持發展“楓橋經驗”中，浙江公安機關尊重人民主體地位、準確把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歷史性變化提出的新任務新要求，以善治爲目標，全面推廣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基層治理體系，強化自治的基礎作用、法治的保障作用、德治的引領作用，堅持發展“楓橋經驗”，不斷提升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

　　“從‘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務不缺位’，是浙江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重要指示精神，不斷創新羣衆路線的方法途徑，實現由管理到治理、由管理到服務的轉變帶來的根本性變革。”浙江省公安廳副廳長金伯中如是說。“三治融合”模式是堅持發展“楓橋經驗”的重要創新，“三治融合”實踐推動治理格局變遷、治理能力水平提升。桐鄉市推出“烏鎮管家”，成爲“三治融合”的一個縮影；高橋街道率先建立百姓參政團、道德評判團、百事服務團三個基層治理平臺，推行三治合一試點。

　　在象山縣，村民有句口頭禪“有事，坐在一起好好說”。如今，象山縣“村民說事”制度升級，從新農村建設“管理民主”的1.0版升級爲鄉村振興“治理有效”的2.0版，“三治融合”豐富了“村民說事”的內涵。浙江堅持發展“楓橋經驗”，結出了累累碩果，全省湧現出平安校園、平安交通、“民主懇談會”、“村民說事”、“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等一大批基層社會治理創新品牌，有效促進了基層社會治理。自治爲基：發動羣衆積極性、依靠羣衆智慧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韓非子《韓非子·五蠹》55年來，堅持發展“楓橋經驗”的一條重要經驗是，必須發動和依靠羣衆。在楓橋，公安機關發動社會組織和廣大羣衆積極主動參與社會治理的優良傳統由來已久。“紅楓義警”是楓橋公安機關發動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成功範例。如今，“紅楓義警”已成爲一支響噹噹的社會治安力量，是維護楓橋平安的重要“新警力”。“紅楓義警”的建立併成功運作，是創新羣衆工作方法，引導社會組織，動員廣大羣衆參與社會治理的一個鮮活樣本。

　　諸暨市公安局交警大隊山下湖中隊副中隊長孫海江利用業餘時間牽頭成立“路路通”交通安全宣教隊，開展交通安全宣傳活動、走訪排除事故隱患路段，被團市委評爲“最具人氣的公益組織”。從城市到鄉村，指導開展自治創新在浙江公安機關蔚然成風。平安創建靠大家，浙江積極培育社會組織近5萬個，支持社會組織參與社區建設、矛盾調解、犯罪預防、矯治幫教、禁毒禁賭、安全監管等工作，建立平安志願者隊伍3.5萬支、230萬餘人，形成了一批具有浙江特色的金牌平安志願者隊伍。離諸暨120餘公里的嘉興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紅船精神”賦予了嘉興“敢爲人先”的城市基因。2013年，嘉興提出“三治融合”的理念，試點探索從桐鄉市高橋街道起步。目前，由高橋街道帶頭組建的“一約兩會三團”，已經成爲嘉興市開展“三治融合”建設的有效載體，將各類矛盾糾紛逐一化解。杭州上城公安機關通過“公民警校”打造了新時代“親民尚和圖”。“公民警校”廣泛組織動員“紅袖章”“黃哨子”等平安志願者參與社會面治安防控，目前已形成“網上網下有總校，家家門口有分校，行業系統有技校”的局面。

　　杭州西湖公安機關運用“互聯網+”思維，打造了“與政府溝通無障礙、民情民願真實瞭解、異常信息及時反映、人人都能參與治理”的“你是我的眼”平臺，編織了一張“全民全情”的雲上信息網。在湖州，公安機關開創性地推行“警務廣場”新做法，發動羣衆，依託廣場、公園等公衆活動場所和互聯網，搭建羣衆參警議警、警務協商、民主監督的平臺，建立開放、參與、合作、共贏的民意導向型警務新模式。廣泛組織動員羣衆共同參與社會建設、參與社會治理、分享治理成果，堅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堅持共建共治共享，已經成爲全國公安機關的共識。在北京，公安機關指導形成了“朝陽羣衆”“西城大媽”“海淀網友”“豐臺勸導隊”“東城守望崗”“大興老街坊”等一批羣衆參與的平安建設志願者特色品牌，助力多項重大安保活動；面對社會轉型期各類矛盾糾紛凸顯的新形勢，江西省贛州市公安機關成功打造分工協作、快速精準、聯動融合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工作體系；遼寧省大連市中山區警方根據平安志願者反映的線索，由民警在“警在民安”APP工作室和現場分別進行指揮調度和打擊處理工作，做到信息準確、處理及時；……法治爲本：運用法治思維和方式，遇事依法找法用法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王符《潛夫論·述赦第十六》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治理的基本手段。提升基層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是新時代堅持發展“楓橋經驗”的根本要求。“三治融合”，法治是關鍵。在楓橋，公安機關嚴格規範公正文明執法，羣衆崇法、守法、用法的氛圍日益濃厚，法治理念、法治意識已經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行爲規範之中，爲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打下了良好基礎。浙江公安機關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堅持以法治引領“三治融合”，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在諸暨市道路交通事故調解中心，市民可以全流程、一站式調解糾紛。諸暨公安機關牽頭的調解組織從單一主體向多元主體轉變，形成了矛盾糾紛就地就近化解的有效機制，湧現出“老楊調解工作室”等一批羣衆認可的品牌調解組織。爲加強對外來流動人口的服務管理，諸暨市公安局開發“安心租”APP，具有房屋租賃多重安全保障、招工用工無縫對接、流動人口自主申報等多項功能。把社會矛盾有效化解在拘留所，消除矛盾雙方的怨氣，是浙江公安監管部門一直以來的重點工作之一。杭州市拘留所和高校、法院、街道、律師事務所等部門建立了矛盾化解聯調製度，率先啓動司法拘留社會矛盾化解工作聯動機制，及時消除一大批不安定、不和諧因素。爲強化法治作用，讓村級事務運行和矛盾化解更合規合法，象山縣把法治理念融入“村民說事”全過程，爲每個村（社區）安排1名法律顧問，深入推進法律顧問、政法幹警參與村（居）民說事會。

　　桐鄉市公安局梧桐派出所啓動“梧桐樹計劃”，講師團成員給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上法制課。此外，民警和學校聯繫，讓班主任老師重點關注，細心查看他們的身體和精神狀況。“雪亮工程”的延伸，讓羣衆遇事找法依法的氛圍越來越濃。桐鄉市公安局屠甸派出所在監控“村村通”上下功夫，提升對轄區治安的管控能力，延伸爲民服務、爲民解憂的觸角，助力“三治建設”。村民的法治意識越來越強，發生矛盾糾紛時，各方主動站到監控探頭下進行，確保以後調解有據可查。全國各地公安機關在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中注重運用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充分發揮法治的重要作用。在廣東廣州海珠區，創立“司警聯調”糾紛調解模式，在派出所設立司警聯調室，專門調解各類因治安案件引起的民事糾紛，有效化解社會矛盾。在湖南邵陽，推出“一村一輔警”，在依靠羣衆的基礎上，通過建立輔警力量，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打通農村警務“最後一公里”。

　　城市化引發的社會矛盾是社會治理的難題，爲此，安徽銅陵探索建立行業調解、個性調解、警民聯調、訴調對接相結合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矛盾糾紛化解成功率達98％以上。德治爲先:潤物細無聲，德法並舉、崇德尚法成爲新風氣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論語·爲政》尊重農村現有禮儀風俗基礎上完善德治，是新時代堅持發展“楓橋經驗”的另一鮮明特徵。公安機關在推進社會治理時將村規民約、道德規範、精神文明等德治建設相融合，參與實施新鄉村道德提升行動，增強了治理的道德底蘊，爲自治和法治贏得情感支持、社會認同。在楓橋，潛移默化中德治給人民羣衆帶來了巨大改變，助力創建無治安案件、無刑事案件、無邪教、無信訪、無矛盾糾紛的新社區。浙江紹興上虞素有“江南名士之邦”的美譽。紹興市公安局上虞分局以豐惠派出所爲試點，探索“鄉賢治理”工作模式，一大批老幹部、老黨員、經商能人等成爲鄉村發展的“智囊顧問”、調解矛盾糾紛的“老孃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德的力量促使人見賢思齊。公安機關充分發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優勢，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導人們行爲，規範社會秩序，平息矛盾糾紛。

　　諸暨在村、學校、企事業單位建立“紅楓”書吧，舉辦“紅楓”讀書交流會，建立“三賢文化”研究會，創建“中國詩歌小鎮”，編排“調解故事”等系列鄉村舞臺劇，讓老百姓自己講述“楓橋經驗”故事。通過興建鄉村記憶館、農村文化禮堂和創建孝德村，弘揚孝義文化，營造敬孝向善、重義守信的濃厚氛圍。民警表示，將“村民說事”與村規民約、道德規範、精神文明等德治建設相融合，增強了村民說事的道德底蘊，爲自治和法治贏得了情感支持，使鄉村治理事半功倍。山西長治潞城警方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以“三治融合”爲重點，開展了“十有十無”鄉村治理（平安建設）先進村（社區）創建活動。圍繞“誠、孝、儉、勤、和”新民風建設主線，開展“一桌飯家訓家風”傳承活動、美麗鄉村·文明家園創建活動等，以“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方式實現道德教化。

　　爲了讓富裕起來的村民補上道德這一課，山東省德州市德城區新四合社區警務室主動參與打造法治道德講堂，由社區民警不定期邀請有關業務警種做客講堂，爲老百姓講解相關法律知識，提供上門服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全國各地公安機關總結我國曆史上禮法並重、德法共治思想，堅持發展“楓橋經驗”，推動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實現法安天下、德潤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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