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by Bùi Thanh Tâm on Unsplash。每當談起OPPO的暢銷，外界的目光總會鎖定在一個羣體身上——小鎮女青年。年齡在20—35歲之間，工作和生活在三四線以下城市與集鎮，愛美愛買，收入不高，對文化消費內容要求普遍較低，喜歡OPPO手機是因爲便宜且拍照好看……這是大衆對小鎮女青年的普遍印象。事實真是如此嗎？

傳播與性別研究學者李思磐通過對幾位小鎮女青年真實生活與想法的描述，爲我們呈現了當代小鎮女青年的堅守與迷茫、突破與困惑。這讓我們意識到，當越來越多報告和研究將目光投向“小鎮青年”這個標籤化羣體的時候，“小鎮女青年”卻未能被充分理解和分析。

本文爲《騰雲》66期精選，來自微信公衆號：騰雲（tenyun700），作者：李思磐，傳播與性別研究學者，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在上海離市中心遙遠的保稅區上班一年半之後，四川女孩豆（此爲化名，下同）決定回到老家的縣城工作。

在上海時，儘管並非來往主城區，豆上下班仍然需要接近四個小時。這個城市對於大學畢業的她來說可能還不如在上海打工大半生的父母友善——因爲都知道在上海，不可能有戶口，不可能買房。

豆的老家在川西劍閣農村，是典型的人口流出地。回到縣城後，25歲的豆認爲相比起畢業之後在成都和上海的短暫工作，現在的生活更舒服：薪水比在上海高出一兩千，但花錢的地方卻減少很多。她住在親戚家，姐姐、姐夫也早已在市裏給父母買了養老的房子。如果要買房，縣城三四千的房價並不會讓她這樣有穩定收入的人負債高企。她上班交通只需要五分鐘，中午可以回家睡午覺。

縣城已經與大城市物質生活差別不大，健身游泳俱樂部、美容中心都會在喫公家飯的白領們經過的路上發傳單。當然，在文化生活上，不能奢望有經常開放特展的博物館，安靜的書吧和咖啡店，沒有寵物店，餐館也不可能有來自天南地北的“新奇一點的食物”；電影院的排片，也不會有她想看的《水形物語》。

電影《水形物語》海報

豆關注社會新聞，這讓她跟周圍“比較重視談戀愛”的女孩們有些距離。不過，她的文化需求主要通過網絡來滿足。在輕鬆的本職工作之外，她的時間大多用在寫網絡文學作品上，一週碼字一萬多。除了帶來一小筆訂閱收益之外，這項愛好給她帶來表達和交流的樂趣。

從2015年開始，豆這樣的“小鎮青年”開始被標籤化描述：有足夠用於消費的收入，有足夠多消耗在短視頻和網絡直播上的時間，最願意爲網絡上的內容付費；他們支撐起了《小時代》《再見前任》和《戰狼》這一類本土電影的半壁江山，並慷慨地貢獻了足夠的好評……不過他們，是以男性的羣像出現的。而把豆這樣的女性羣體分別“畫像”的調查鳳毛麟角，受過高等教育的返鄉“小鎮女青年”，在高歌猛進的各類“小鎮青年”分析中被隱形。

電影《前任3：再見前任》海報

電影《小時代4：靈魂盡頭》海報

一、返鄉者與進城者

按照中國官方的定義，青年是指14歲到35歲的羣體。而作爲互聯網時代文化消費“增量”羣體的“小鎮青年”，通常是指工作和生活在三四線以下城市與集鎮的年輕人，他們的年齡可能在20到35歲之間。所謂“小鎮”，規模可能從地級市到鄉鎮，除了城市的經濟與地理的規模，這個定義更意味着由更加本地的、熟人社會組成的城鎮。

像豆這樣的“小鎮女青年”，可能是這些小城裏的“主流社會”——在民營經濟不發達的廣大內陸地區，有穩定收入的“體面工作”大都在體制內；因此，非公有制和公共財政支持的地方工作會一概被稱爲“打工”。因爲公務員的學歷准入門檻，通常這些人可能都在省城或者外省讀過大學，甚至曾經嘗試在更重要的城市工作。與農村流動人口出門的“推拉理論”類似，把她們推回家鄉的，是一二線城市高企的房價和生活開支，而拉力，則通常是她們在職場競爭中相對有利的地位和父母的期待。

江西九江31歲的女警察楊媛媛發現，小城裏受過高等教育的適婚年齡女孩明顯比同樣條件的男生多，她將這歸結爲家庭對不同性別孩子的期待不同的結果：“上一輩的同事們都願意自己在外省讀大學的女兒回到自己身邊，但如果是兒子就會支持他出去打拼。父母總是覺得女孩脆弱一點吧。”

返鄉的知識女性比例大於男性。根據2010年第三次全國婦女地位調查的數據，調查時30歲，目前已經將近40歲以下的人羣中，女性擁有大專以上學歷的比例，比同齡男性高4.5個百分點。

德國攝影師Michael Wolf在1997年拍攝的中國小鎮女青年。當時顯然時髦的穿着，在今日看來已頗有時代感。但小鎮女青年面臨的社會困境，也許與今日並無太大不同。

21歲的彭梅是江西萍鄉的一名幼教老師，她代表的可能是另一類“小鎮女青年”：本地的進城者。她的教育和就業幾乎沒有離開過這個地級市，但是通過初中畢業以後的職業培訓，她在地級市遍地開花的商業幼教機構找到了工作。這很可能得益於中國近年來力推的二胎政策。

以彭梅的家庭背景和學歷，在地級市想“喫公家飯”並不容易。商業幼教機構對每個幼兒收費超過一萬元，彭梅的工資則是2000多元，加上晚間在輪滑俱樂部有一份兼職收入，彭梅的收入水平和地方事業單位相差無幾。

相對於那些在大城市受過教育然後返鄉的女孩，彭梅與報告中“小鎮青年”的畫像更加符合：她看電影並沒有太挑剔的偏好，國產喜劇片和《戰狼》這樣的戰爭片是她能馬上想起來的大片。她沒有看外國原聲影劇的習慣。

電影《戰狼2》海報

彭梅上微博，主要看段子和美妝博主的內容，美妝是她的愛好，她也曾經用映客直播來播出自己的美妝過程。她在朋友圈展示幼兒園和輪滑俱樂部孩子們的生活、自己學習古箏的進展，與女孩們的結伴出遊、聚會以及精緻的妝容。總體而言，彭梅對於環境沒有什麼不滿足。

對於彭梅和豆，互聯網的意義並不相同：對於彭梅，互聯網提供了和朋友互動更多元的途徑，這些朋友多是她現實生活中的朋友；而對於豆這樣的返鄉者來說，互聯網彌補了她們的精神世界與居住地之間的落差。

在筆者的訪談中，“返鄉者”更傾向於不看電視，對院線的電影更有選擇性和批判性，會通過網絡追看英美原聲劇集，也會專門爲參與文化活動而旅行。

四川遂寧的教師阿狸喜歡看話劇和聽戲，要看到好的表演，不得不搭上一小時的動車去成都。江西上饒的女孩吳穎曾經用週末到杭州看《蔣公的面子》，去上海、南京看演出。吳穎覺得在小城“精神上被孤立”。

話劇《蔣公的面子》海報

在江西傳統工業城市新餘工作的公司職員毛凱西認爲文化生活“必須靠網絡了”——看網上的英美劇，購買“物美價廉”的網課。

山東菏澤的公務員魯一芙也是如此，她表示：“我的女性主義啓蒙和政治方面的啓蒙都是大學時通過電影開始的，沒有網絡不可能完成。”

這些希望去大城市或者通過互聯網連接“外邊世界”和更豐富精神生活的女性此前都曾經在大城市學習。

她們使用微博，但微博上很少有現實生活中的朋友，或者現實生活中的人幾乎不知道她們的微博ID——這與2015年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所做的社交應用用戶調查中，首要被關注是同學、現實生活中的朋友和同事的結論截然相反。

她們在分享微信朋友圈內容的時候也往往會分組，或者認爲微信的社交圈與現實中的同事朋友過於重合而不使用朋友圈。這種“小鎮”社交網絡在文化資訊消費上相對的“分道揚鑣”，在企鵝智酷2018中國媒體消費趨勢報告數據中有所體現：從朋友圈看內容分享的，一二線城市高出平均值10個百分點；而從搜索或者瀏覽器APP裏看內容的，三四線城市高出平均值2.5個百分點。

大城市裏高知女性晚婚晚育、大齡單身的比例顯然高於小城市。教育帶來的職業地位和體制身份加強了高知女性在婚姻市場上的選擇權，但不結婚對女性而言，更像是大城市陌生人社會和雄厚的物質和文化資本帶來的特權。越小的城市對單身女性的包容性越差，不結婚幾乎是不可能的，社交生活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給單身者介紹對象。

LGBT身份的阿狸從省城回到地級市，保持着單身，因爲在教育界工作，更加不能出櫃。“這種年齡未婚在農村簡直是屬於災難，家裏親戚朋友十二萬分地關心，村民更是喜歡偷偷議論或公開詢問。”

另類身份無法高調，以致於自我定義爲不婚主義者的毛凱西寄望於通過考研究生重返大城市。

楊媛媛意識到自己必須結婚的時候，已經二十六七歲了。周圍朋友接連結婚生育，進入家庭生活。楊媛媛於是在28歲時迅速完成任務生下兒子。從此，她進入“很久沒有看電影”，資訊接收集中在育兒公衆號和App的生活。作爲被期待生育二胎的一代人，她表示“不想再生”，認爲女性被賦予事業與家庭雙重負擔：“二胎是性別不平等最大的體現。”

受訪者們大多認爲，很難說小城市比大城市性別更不平等，只是在正統而保守的單位氛圍、近距離的親友壓力網絡中，性別規範缺乏被討論和批評的氛圍，也少有改進的空間。在價值觀上，小城的女青年，更多地需要依順上一代；然而，網絡又給她們機會，尋找遠程的同盟與指導者。

互聯網視頻欄目《微在不懂愛》

互聯網視頻欄目《微在不懂愛》的編輯陸馬球曾經告訴我，這檔以個性鮮明、造型前衛的主持人開明談性說愛的節目，主要的受衆羣體竟然是來自小城市的年輕女性。她們在後臺的提問與討論，讓編輯一方面感受到她們對性的知識和觀念的渴求，一方面又爲她們所處環境灌輸給她們的保守觀念而喫驚。

二、重構社交輿論場的參與者

對於返鄉女性，網絡建構了一個比現實生活更重要的精神世界。然而不少研究報告僅僅注意到了女性的商品與服務消費者的身份，討論移動互聯網“女性垂直化”的產業結構，而沒有對她們作爲“產消者”（Prosumer）帶來的資訊生產與消費的轉型作分析。儘管，女性“產消者”拯救了新浪微博，讓它從政治風險極高的輿論場，轉變爲話題更加安全，信息更加垂直、碎片化並且更容易商業變現的資訊平臺。

2014年網絡治理之後，新浪微博的策略是“淡化公知聲音，發展垂直內容”，即淡化時政和社會類信息，根據用戶的不同興趣點，細分出多個垂直內容板塊，比如汽車、美食和旅遊等。從設置微博付費到長文章打賞，開放運營有32個垂直領域，女性用戶都是重要的造王者。

根據微博數據中心提供的2014年到2016年微博用戶發展報告，3年中，隨着電商、購物和娛樂功能的完善，微博用戶發展的過程就是女性用戶增長的過程。截至2016年9月，微博活躍用戶中，3年間女性用戶從佔比39.1%發展到44.5%；而在付費的微博會員用戶中，女性則以61.9%的比例大大超過男性的38.1%。從2015年開始，女性就穩定地佔據新浪付費會員的6成以上。與此對應的是，被打賞和付費閱讀的人八成是男性。

女性作爲付費者的崛起，是公共輿論轉型的隱祕推動力。從2015年1月“周國平事件”開始，女性用戶自發推動的輿情事件不斷髮生。周國平摘錄20年前暢銷書中的句子，卻引發了數千條女性微博用戶的冷嘲熱諷。這讓曾經主要讀者爲女性的周國平認爲自己一定是遭遇了“水軍”。

2016年上半年新浪微博熱門話題中，在社會新聞類話題中，“和頤酒店女生遇襲”事件以及相關話題的點擊率超過46億人/次，而評論互動數則超過300萬。在參與社會新聞討論的人中間，68.4%爲女性，在和頤酒店事件中則達到68.6%。相對照的是，以男性參與爲主的輿情事件“帝吧出征”，則只有和頤酒店事件的1/3。

從2017年年底開始漲潮的中國“Metoo運動”，在2018年夏天抵達高峯。這場女性集體發聲背後，是新的互聯網政策環境、商業公司的市場策略調適。而女性藉由互聯網實現了某種程度的自我賦權。

出於對新浪微博上突然崛起的女權用戶的好奇，筆者在去年用被訪者驅動抽樣方法對新浪女權用戶進行了微博調查。在目前收到的334份有效回答中，雖然自我認同爲“女權主義者”的微博用戶居住一線、二線城市佔比最多，分別爲34.13%和23.65%，加起來超過半數，但在三四線城市、地級市、縣城與鄉鎮居住的女性佔比共計近1/3。

女權用戶的年齡結構，18歲到22歲、23歲到30歲和31歲到40歲分別佔29.04%、46.11%與17.66%，加起來是92.81%，18歲到30歲的人佔75.15%。

企鵝智酷2018中國媒體消費趨勢報告的數據表明，與新浪微博一樣，資訊類App在過去兩年以及未來的用戶成長，仍然是以女性以及三四線城市用戶爲主。

然而，女性的互聯網行爲在各類報告中僅以零星數據出現，大部分時候，她們被簡單描述爲商品消費者，其價值觀與文化生活的需求很少被討論。後果則是，嚴重依賴女性用戶的互聯網企業，經常犯一些低級錯誤，從百合網藐視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催婚廣告，到支付寶“圈子”以矮化女性的暴露圖片打賞作爲推廣手段，無不觸怒年輕女性。

迅速理解這種變化並作出調適的，是一些自媒體運營者，“女利”內容氾濫、各類賬號紛紛關注性侵議題與女性安全，無不是爲了抓住這股性別平等訴求的流量紅利。

由此可見，當“小鎮”成爲互聯網下一個增量市場和利潤窪地的時候，女性應該被瞭解更多。

（編者按：本文中出現的女性均爲化名）

本文爲《騰雲》66期精選，來自微信公衆號：騰雲（tenyun700），作者：李思磐，傳播與性別研究學者，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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