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朴乐善》：万历年间那些事儿 ◆ ◆ ◆ 文 |石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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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品藏天下牌匾艺术馆所珍藏的，近三千片中华传统匾额中，科举题材的匾额占据了半壁江山。而其他类型的匾额，大多也与科举有关；因为这些牌匾的题匾人，基本上都是“考而优则仕”的前科举优秀者、后来荣登仕途的朝廷官员。

福建品藏天下牌匾艺术馆 可见，在中国古代延续了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是中华匾额文化的摇篮。事实的确如此，在隋唐以前，匾额文化虽源远流长，但却只是士大夫们附庸风雅的玩物，而在民间并不具有普遍性。后来科举制度确立了，读书的风气席卷大江南北，匾额文化也随之盛行起来。
明代是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就连清代的科举规则基本上都是从明代照搬而来的。但因为时间久远的缘故，加之明清交替时期战乱纷飞，再加上读书人对封建政权更替时的恐惧等原因，导致明代遗留下来的科举匾额存世量远不如清代的。
明朝科举考场 从科举的角度出发，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品藏天下牌匾馆所藏的一块明代科举匾：“敦朴乐善”。此匾题写于明万历乙巳年，也就是万历三十三年（1605）。

明万历乙巳（1605）年【敦朴乐善】匾 伍凤章 冯天牧题 福建品藏文化公司收藏 该匾的题匾人是广东大埔县的知县伍凤章、教谕（主管教育的官员）冯天牧；受匾人则是一个“冠带乡宾”，也就是有资格参加全省乡试的秀才，其人叫萧凤仪。 关于题匾人和受匾人，我们暂且按下不表，稍后再谈。我们先来谈一谈明朝万历年间的社会大背景。 我们都知道，近十年到二十年间，文化读书圈子有两本关于明代的书籍，火得一塌糊涂：一本是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先生写的《万历十五年》，另一本是网络作家当年明月写的《明朝那些事儿》。这两本书尤其是前者，对万历年间的明代政治生态，做了别开生面的大胆想象，并施以“春秋笔法”描述之。
以上两位作者的“春秋笔法”，笔者自然只能望其项背。但这也给了我一些启发：明代历史之庞博与繁杂，一味追求系统性地阐述，未免过于枯燥，吃力不讨好。转而拣枝干来说，可也。 明隆庆六年（1572年），10岁的小皇帝朱翊钧登基了；这就是明神宗，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正是明神宗开启了赫赫有名、为时长达48年的“万历”年号。

明神宗当皇帝的头十年，基本上不做什么决策。因为他年纪太小，头几年还不怎么懂事呢；后来稍微长大了一些，但也还没什么主见，几乎不敢挑战内阁首辅张居正和大宦官冯保的“权威”。 没错，张居正和冯保就是明神宗早年的守护者。前者是神宗的老师，内阁首辅大臣，军政大事裁决者；后者是神宗的生活大管家。此二人联手，很大程度上充当了神宗的“父母”角色。
正是出于这种“天时地利”，一代名臣张居正刻不容缓地，对已经“病入膏肓”的明朝政治进行了为期十年的改革，时称“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 为什么张居正的改革只持续了十年呢？因为他在第十年就死了。就算张居正没死，后来明神宗也成人了，必然要收回权力。所以，唯有这十年，是张居正的改革黄金时光。
张居正的改革当然是全方位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无一不囊括在内。但我们在本文中只关注科举改革。这场科举改革，理所当然地，也对前文说到的牌匾“敦朴乐善”的题匾人、受匾人等，构成了相当程度的冲击。 2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个问题：张居正为什么要对本来已经运作得“炉火纯青”的明代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呢？
隋唐以来，明代是第一个将官员选拔与科举考试，完全统一挂钩起来的朝代。可见明朝对科举制度有多么重视。这主要得益于明太祖朱元璋，早年在打天下的时候，十分重视读书人的作用，因此他下定决心要把科举制度与国运关联起来。

早在1367年，明朝政权建立的前一年，朱元璋已经开始组织了第一次科举考试。从此，科举制度成为大明政权选拔官员的唯一金标准。 但时过境迁，两百多年后，张居正发现：原本为大明政权输送过很多优秀人才的科举制度，到了明神宗时期，已经烂到根子里了，腐朽的八股文之风成了科举选拔的硬通货。


彼时的科举考试，一味追求古经义的诠释（靠死记硬背），以及行文的语句排偶（用现代人思维想想：只为押韵而作的诗或歌词还有看头吗？），舍此两点，其他方面都得不了分。 最关键的一点是，在张居正看来，选拔读书人做官，就是要用他们“通晓古今，适用于世”的学问。而彼时的明代科举，制造的都是些思想上脱离现实、文法上自得其乐的伪知识分子。靠这样的读书人做官，明代的政坛不腐朽才怪呢。
笔者用一句话来总结：明代中期以后的科举考试，已经沦为一场纯粹的文字游戏，于国于民毫无益处。更可怕的是，那些达官贵人关起门来研究这种文字游戏，作弊、泄题现象比比皆是，基本上堵塞了穷苦人家读书人的上升通道。 要知道，当初乞丐出身的朱元璋取得天下后，确立科举为选拔官员的金标准，就是为了让穷苦人家也能有靠读书入仕的机会。而万历初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其本人也是清苦人家出身，他当然看不得由贵族把持的八股文考学之风。

于是，张居正大笔一挥，写了一篇《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此文大意，就是要求科举制度回归“学以致用”的人才选拔标准；并对官学体系（国子监、地方书院等）的管理提出了严格要求，如每年都要派巡视员巡查、考核等。 不得不说，张居正对明代朝政诸方面，包括科举制度的一系列改革，是整个明代历史上难得的一股政治清流。
诚然，张居正的科举改革，也有过激之处，比如裁减官办学校的学生数、一棍子打死书院办学等，甚至形成了文化专制的迹象。但归根结底，张居正对“官学”的改革，为“万历年间”的科举教育定下了基调。 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了。回顾他主政的十年，在他的“带领”下，明神宗算是勤政的，虽然后者并没有多少主见，但改革的历史功绩，很多都记在了神宗的头上。
而张居正死后，明神宗逐渐变得懒政起来，作为不多。更不可思议的是，明神宗后期的将近三十年，竟然演变至鲜少上朝的地步，他彻底成了一个像臭袜子那样在位时间又臭又长的堕落皇帝。
因此，到了万历三十三年，牌匾“敦朴乐善”的题匾人伍凤章、冯天牧在大埔县当差的时候，明代科举与官学制度，很大程度上执行的还是张居正时代形成的那一套。 彼时临近明代末期，基层官员最看重的是什么？答案是科举教育。因为，末路狂奔的大明政权，试图通过科举制度的“正本清源”，来达到净化官场、挽救政局颓势的目的。 可以想象的是，根据张居正当初定下的官员“考成法”制度（本质同现代绩效管理概念），大埔知县伍凤章不得不如履薄冰，全力主抓科举教育工作。

同样如履薄冰的，还有真正的县教育长官——教谕冯天牧。于是，一个“县长”，一个“教育局长”，前所未有地有了共同目标，然后不知不觉地形成了“战略合作伙伴”的官场关系。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可以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正是万历年间张居正主导实施的官员“考成法”考核制度，以及科举教改，形成了明末官场的一种潜规则，即地方政治长官和教育长官必须亲密合作。 如此观之，“敦朴乐善”的题匾人一栏，大埔知县伍凤章和教谕冯天牧联名共署，自在情理之中。
【敦朴乐善】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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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牌匾“敦朴乐善”，我们还能从中考察一番明代中后期时，闽粤赣地区的社会生态。为什么这么说呢？笔者试分析之。 题匾人伍凤章，时为广东大埔知县，但他是福建晋江人。据晋江文化丛书【第六辑】记载：“伍凤章，明万历七年举人，任大埔知县，署程乡，俱有殊政，民立碑颂德。”其中“程乡”，大概指今天的广东梅县一带。
可见，福建晋江人伍凤章在今梅州市的大埔、梅县都任职过，且官绩突出。不得不说，张居正立下的官员考核制度“考成法”，多年以后还是卓有成效的。 另一个题匾人冯天牧，则是福建顺昌人。此人注定是个搞教育工作的人。除了在大埔县任职教谕一职，据明代《福州府志》记载，冯天牧还担任过福州府闽清县的训导一职。“训导”者，教谕的副手，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教育局副局长。 可见，冯天牧不论在福建还是广东任职，都是担任同类的教职工作。
至于受匾人萧凤仪，对其身份的确认，稍微复杂一些。经过比对明万历年间的《江西省大志》，以及清代康熙年间的《江西通志》、《赣州府志》等文献，基本可以确定：萧凤仪是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人。 萧凤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方性文人，著有《畲经堂文集》、《易经参解》等，但其文名始终没有走出过以赣南为中心点的闽粤赣客家地区。可见，萧凤仪作为读书人的等级并不算高，这跟牌匾“敦朴乐善”中受匾人的“冠带乡宾”身份是符合的。 那么，作为大埔知县和教谕的伍凤章、冯天牧，为什么会题匾赠予江西会昌县的萧凤仪呢？这里头存在多种可能性，难以一概而论。但可以确定的是，这跟明代中后期闽粤赣客家地区的融合程度有关。 我们不妨以现代社会的客家地区社会生态为例。在笔者的家乡福建省武平县，在笔者就读中学的时代，赣南各区县的一些学子，以各种名义迁来我县各中学就读并参加升学考试者，比比皆是。
以此推之，根据张居正的教改政策，在官学名额极其有限，但参加科举考试者又必须出自“官学”的明代万历年间，闽粤赣客家地区的读书人，为了获取考试资格，或为了更好地考取举人资格，从而跨区“借读”的情况，未必就不存在。 广东大埔县，明清时期隶属于潮州府，但它的地理位置近闽赣客家地区，而且同说客家方言。因此，会昌秀才萧凤仪，迁至大埔县参加县试、府试，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果以上分析成立，那么有两件事足以令人震惊：一是历史上闽粤赣客家地区的社会融合，比我们想象得要早得多，而且活跃得多。这种跨区融合，直到今天，仍然延续不断；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考移民”或“中考移民”这种事，早在明代历史上就已经存在了。

一块斑驳久远的牌匾，牵出了诸多历史往事，更给予了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这就是明代匾额“敦朴乐善”蕴含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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