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前文，我们来看在徐光启等人设计的方案中，葡萄牙佣兵扮演着什么角色。

明代的边疆危机，其实是两千年来，历代中原王朝边疆危机的总回归。从16世纪末开始，历史上中原王朝经营北方面临过的一切问题，在明朝这里出现了总爆发。

中原王朝的“出塞犁庭”，长远后果反而是为草原帝国的崛起清扫障碍

而明王朝应对这些危机的手段，也非常简单粗暴——把历史上用过的所有办法，组合起来再用一遍：守长城、雇佣藩兵、朝贡羁縻、开辟隔离带。

当然，这里的“所有办法”，不包括岁币与和亲，这也是很多人称颂“刚明”的原因之一。

但是，明朝这种完全丧失弹性的国策，导致了一个现实后果——一套操作下来，明朝的边防成本高居历朝之最。

农耕帝国的治理极限，决定了永乐朝的极盛版图只能高成本、短时间地维持

缘起

如果明朝的目标只是和草原保持对峙，那这套方案也算及格，开拓无望，守成足矣，就是日子过得紧巴点。

但是，后金在东北的崛起，打破了这种平衡。

历史上，在中原、草原大对峙的局面中，只要东北方向出现了第三方，并且这个第三方有能力在东北站稳脚跟，那么最后都会由其来主导，结束对峙局面，一统天下。

东北是游牧和农耕世界的过渡地带，这里发育的势力，兼容草原、中原两套治理逻辑

具体原因我在前面专门撰文写过，这里不再重复，大家只要还记得“过渡地带”现象就够用。

在明代的棋盘上，除了东北这个中、草原过渡地带，在大陆与海洋之间也出现了一个过渡地带——澳门。

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贿赂明朝地方官，登陆澳门，开辟口岸，与大陆商人做生意；隆庆六年起，葡萄牙人开始向明廷缴纳白银，租占了澳门，盖房定居。

但是，葡萄牙人并不满足，因为明廷一直拒绝正式通商，这样前者就只能通过行贿，换取当地衙门睁只眼闭只眼，靠一根小吸管从内地的大水池里嘬水。

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两百年里，在亚洲洋面上，西班牙、荷兰、葡萄牙等国的冒险者纷至沓来

而在明朝的字典里，所谓正式通商，就只有朝贡贸易这一种理解，而且只能发生在明朝和藩属国或者羁縻部落之间，换句话说，就是发生在明与“夷”之间。

虽然明人把来自西欧的冒险者们也称作红毛藩、红毛夷、红夷，但在排位认同上，这些个洋“夷”尚不具备向大明朝贡的资格。

明朝终会为自己的固执付出代价，只不过率先发难的不是“红夷”，而是“东夷”。

在区域整合层次上，后金丝毫不逊于大明，因而比瓦剌、鞑靼等势力更难对付

困局

从努尔哈赤攻陷抚顺开始，明朝就意识到，后金问题才是帝国的头号危机，必须全力进剿。

几番交手下来，明朝认识到，战略上，自己对后金的定位是准确的，但战术上，后金是一个全新的对手,凭帝国现有的武力，也许真的搞不定它。

在线性思维下，人们很容易落入这样一个误区：明朝有人数优势，套用“多少个换一个”的模型，一定能吃掉后金啊，怎么就打不赢呢？

战争归根结底是组织力的较量，“对子换命”只是一厢情愿

前面的文章中，我们就明军的火器技术，讨论过线性思维造成的认知谬误，今天，我们沿用这个思路，看这种把战争简化成全民“对子”的想法，在真实世界中有多么幼稚。

大明开国设立卫所兵制。《春明梦余录》记载“国初置卫四百九十一，所三百一十一”，按一个所1120人，一个卫5600人的平均编额，概算明初时，全国总兵力310万。

明军虚高的数量之下，质量的水分也同样堪忧

另据吴晗在《读史札记》中的研究，明军各阶段的具体兵力是：洪武25年以前120万，洪武26年以后增至180万，到永乐朝，曾达到280万的峰值。

综上，明初全国总兵力当在200万至300万之间，就当时中原不满一亿的总人口来看，这个体量之庞大，确实恐怖。

更恐怖的是，朱元璋称“朕养兵百万，不费百姓粒米”。

大明是唯一一个成于农民起义，又亡于农民起义的王朝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个口号只是朱元璋基于国初的人地关系、经济结构所憧憬的一个“美丽的梦想”，洪宣之际，明朝的军事成本就开始抬头了。

正统以后，明朝财政被巨额的国防成本折腾得七荤八素，从宣德开始，明朝正式确立募兵制，为帝国军力强行续命。

总之，开国仅半个多世纪，大明就陷入了“军队越来越弱，军费却越来越高”的困局。

募兵的战斗力确实高于卫所兵，但养兵成本也更高

那么到了后金发难之际，明朝军力如何呢？万历朝中期，也就是17世纪初期，兵部的报告指出：“九边额军八十六万有奇，实不下五十九万有奇。”

如果用线性思维来想，哪怕是凭这59万，吃掉它后金的5、6万人，也是绰绰有余吧？

线性思维的幼稚，就在于无视真实世界的复杂性，而在真实世界中，任何事都是有成本的。

组织内部的成本累积，决定了组织一旦过度庞大，光是体重就能把自身压垮

事实上，在系统内部各种成本的制约下，明军在辽东方向上，一场决战能够动员的最大兵力，不超过15万。

明军对后金/清发起的三次攻势会战，主帅分别是杨镐、王化贞、洪承畴，他们指挥的兵力从未超过这个数字，而且实战中，能同时在线的兵力连这个数字的一半都达不到。

更何况，就算明军能动员15万人，并且一次性压上，与后金主力大决战，辽东也没有一块战场能让这15万人围着对方5万人，一个一个对子。

而且就算是对子，明军就一定能确保“5个换1个”吗？

如果连“换命”都解决不了后金，大明就必需考虑“革命”了

所以，无论从宏观程序，还是微观算法上，大明穷尽所有传统方案，都解决不了后金问题，但这又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必须要解决。

既然传统方案不行，就另请高明吧。

但新的方案，也并非完全没有传统的影子，这就是：以夷制夷。

只不过这次的“夷”是洋夷——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打着大明主意的同时，大明也在打着葡萄牙人的算盘

内耗

宁远之战后，徐等人“购西炮，募葡兵”的提案终于御前获准。

有了前几次被反对派掣肘的教训，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不敢耽搁，立马安排工作组赶赴澳门。

工作组到了澳门，很顺利就买到了火炮，招到了雇佣军，原因有二：

1.徐等人本就是教会中人，因此葡方把他们当成自己人，有求必应；

2.徐等人在朝廷那里争取到的待遇非常优厚：

招募统领（领队）1名，年薪150两，每月伙食补助15两；

招募炮手（高工）4名，年薪100两，每月伙食补助10两；

招募通事（翻译）2名，年薪80两，每月伙食补助6两；

招募兼伴（助理）13名，年薪40两，每月伙食补助3两。

从“佛朗机”、鹰隼铳到攻城炮，独步东亚的火器技术，就是葡萄牙人与大明讨价还价的本钱

这个待遇有多优厚？对比一下明军的薪资水平就清楚了：明军一个正千户，月粮16石，按崇祯年间的北方粮价，1石折银6至9钱，平均算下来，折合年薪144两，大致与这批雇佣军的统领相当。

但是，如果把伙食补助也加上，则一个雇佣统领的薪酬，折合月粮37石，根据《万历会计录》开列的标准，相当于明军一名指挥使或都指挥佥事的水平（35石）。

指挥使是什么职级？正三品武官，统领一个卫，麾下人马五六千。

即使是最低阶的雇佣兼伴，明朝给出的待遇也超过了一名所镇抚，仅比百户略低。

仅凭本土的火器和火器部队，大明很难在与后金的较量中占得上风

如此优厚的待遇自然惹人眼红，偏巧这批雇佣军的装扮还是奢豪浮夸西欧风，一路上回头率极高，内地百姓哪见过这个，一时间舆论大哗。

最后，碍于各种压力，只有统领和炮手获准北上，其余人全部打发回澳门。

这一幕是否似曾相识？不错，上一篇文章中写过的事情又发生了——大明王朝不是一个均质整体，其内部的各种守旧势力就像亢奋的免疫系统，对外来事物保持十二分警觉，时刻准备排异。

在反对派眼中，任何细节都可以作为口实，成为把柄

挣扎

就在反对派即将得逞之际，敌人又为徐光启送来助攻。

当年年底，皇太极率军绕开宁锦防线，取道蒙古高原，从大安口破长城而入，攻陷遵化，兵临燕京，袁崇焕闻讯，提九千辽兵紧急入卫，这就是己巳之变。

己巳之战中，对垒双方的阵营中，都有蒙古骑兵的身影

偏巧在这个节骨眼，由葡萄牙军官公沙·的西劳率领的炮队也抵达京郊，听闻涿州告急，便入城支援，在城头架设大炮，指导居民布置防御。

一个月后，敌军撤退了，涿州并未受到攻击，一时间，京畿舆论尽称是西洋大炮和公沙炮队救了涿州。

崇祯闻讯，龙颜大悦，传旨召见这支“洋救兵”。公沙·的西劳受宠若惊，当即提出要回澳门，再招三百葡萄牙兵前来“跟踪追击深入彼国（后金）之境，恢复明朝版图”。

虽然尚未与后金直接交手，但仗着火器给力，葡萄牙雇佣兵们很有信心取胜

乘此舆论高涨之机，徐光启也奏请“拣选将卒，试验铳炮……尽快北上”，并称“如此事办妥，则数年国耻，一朝可雪”。

但徐的同僚们似乎并不打算让他“得意”， 前脚敌人刚走没俩月，后脚兵部就给徐光启发文，要他把葡萄牙炮兵派往各镇，去当教官、当顾问。

徐光启回复：“诸夷人少，不便分拨赴边。”葡方则提出先回澳门招兵，并获得了批准。

谁料，葡人刚一离京，朝中的反对派就坐不住了。当年五月、六月、十二月，礼部给事中卢兆龙先后提交三封奏疏，主题思想就一句话：“堂堂天朝精通火器，能习先臣戚继光之传者亦自有人，何必外夷教演？”

在反对派看来，大明火器“自成体系”，聘请洋教头很失宜

崇祯批复：“此奏亦有所见，所司其酌议。”意思就是：“他说的也有道理，各部门看着办吧。”

这个批复的风格很“崇祯”——反复无常，不拿主意，不担责任。

各部门商量的结果是：继续遣返。

于是，历史又重演了第三遍：和十年前一样，还是在江西——新招募的巨炮队刚刚走到南昌，突然接到了崇祯“停召葡兵来京”的谕旨，于是150名葡萄牙雇佣兵就地解散，遣回澳门，仅传教士陆若汉等人继续北上，回京复命。

身经百战的公沙·的西劳，最终为大明战死疆场

终局

徐光启知道，指望朝廷是没戏了，只能自己干，于是在他的提议下，陆若汉和公沙·的西劳等人，携带全部家当，离开京城，前往登州。

登州巡抚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教会派”中兵权最高的一个，坐镇胶东，与辽东隔海相望。

徐光启曾在《钦奉明旨敷陈愚见疏》中提出：应建立一支“现代化”部队，“拥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鹰铳一百门，鸟铳一千二百门”。并建议由孙元化在登州先“团练一二营，渐次增广，逐步建有十五营，则可致胜”。

而公沙等人的到来，更是为这支“现代化”部队的打造，给出了实质性的指导。

无奈之下，徐光启开始独立于明军体系之外，按照自己的构想编练新军

眼见练兵已有成效，装备亟需扩充，徐再次奏提购募，崇祯下旨兵部“再行参议，先择目前要务紧关条议酌覆”。

意思就是：你们再商量一下，捡重点的抓紧办。

具体指示一概没有，就是模模糊糊，反复提醒，让你自己琢磨啥是“重点”。

而崇祯的对手——皇太极，却是一个截然相反的人，他非常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而且知道具体该怎么做，更有立即就做的执行力，他也没有再给崇祯机会——1631年底，大凌河城破，明军在辽东最后的精锐全军覆没。

大凌河之战中，后金的大炮已经能在关键局部压制住明军火力了

孙元化急命孔有德率领新编练的“现代化”军队出关救援（虽然已经来不及了），这支军队也果然不负所学，用手中的火炮攻城拔寨——登州。

崇祯四年十二月，孔有德叛于吴桥，旋即率军杀回山东，并于一个月后攻陷登州。

值得一提的是，在兵变如山倒的逆境中，公沙率领的葡萄牙教官们，成为了登州城最后的守卫者——公沙本人亲自登上城头，向叛军抛掷炸弹，叛军用弓箭还击，公沙等人力战而亡。

在“贪财”的外表下，葡萄牙雇佣兵们对战斗本身有着更偏执、更纯粹的热爱

思辨

在当时的人看来，无论是雇佣葡兵还是招募“夷丁突骑”，都是为了应对国防危机而“以夷制夷”的策略，但当时的人没想过的是，在战斗力生成方式上，葡萄牙“洋夷”与以往的任何夷兵都不同——这是一支以理性和技术作为战斗力基础的部队。

葡萄牙佣兵，在体格上并不比蒙古骑手更强壮，也未必在智力上比女真猎人更聪明，但是，他们在理性与技术上的优势，使得他们在面对上述对手时底气十足。

佣兵攻略：把经验积累抽象化成可迭代升级的知识表达，进而发展出理性的技术和军事科学，以此来武装自己

“学者们指出，欧洲人既没有发明火器，也不曾垄断火器的使用权。然而，大范围制造、分发火器并努力提高其致命性的研究，这样的行为只属于他们。”——摘自《杀戮与文化》

从16世纪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冒险者纷纷出现在亚洲海域，不可避免地要与当时的明朝发生碰撞，而他们带来的基于理性与技术的“军事科学”，在古老的东方看来，也是一种陌生的事物。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17世纪的明朝，并不具备兼容同时期欧式军事科学的条件，就好像一个用惯了算盘的人突然面对计算机时，中间复杂的认知断链，会让他觉得还是算盘更好用。

在尚不具备“科学”土壤的条件下，徐光启等人选择跳跃发展，先让“技术”开花

而徐光启等人的伟大之处在于，无论他们是否感知到了断链的存在，都不影响其迈出第一步——计算机太难，就先给他一个计算器，让他建立起“指令输入-黑箱运算-显示输出”的概念，继而在实践中逐步解锁逻辑符号、电路和编程的知识，最后，当这个人面对计算机时，相信他已经能像拨弄算珠那样，熟练地敲击键盘了。

无论在现实中是否拯救了危局，徐光启等人的这种务实精神，是值得赞赏的。

徐光启：立足本土，放眼世界

那么，在火器的发展史上，欧洲的科技树是怎样生长的呢？下期我们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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