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树志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享国276年，综合国力一度领先全球。

然而，自明万历元年起，明朝国势不断下降，其间几番挣扎，始终未能挽回局面，于明崇祯十七年亡国，整整71年。

有趣的是，清朝自道光二十年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宣统三年皇帝逊位，恰巧也是71年。

晚明与晚清同样遭遇“贸易全球化”冲击，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文化、思想的动荡，二者提出了因应之道，却均以大崩溃收场。

不同的是，晚清白银外流、财政困窘，晚明则在“贸易全球化”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即“在当时西方人眼中，晚明中国是毋庸置疑的强国、富国，在很多方面领先于欧洲。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始终处于结构性贸易逆差中，不得不支付大量的白银”。

显然，晚明改革的大环境更好，难度更低，为何依然未能逃出覆灭的命运？

自《明朝那些事儿》风靡后，“明亡于东林党”的声音遍传坊间。几个书生，真有那么大能量吗？民间议论，为何能左右庙堂决策？如东林党要为亡国亡国，皇帝、大臣们又该负什么责任呢？

种种疑问，体现出人们对晚明历史了解甚少，重娱乐而轻事实，则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考易流于肤浅。

著名学者樊树志先生撰述《重写晚明史》，这是一套5卷本巨著，是以学者的严谨写给大众阅读的扎实之作。樊先生79岁时，出版了第一部《晚明大变局》，2018年，81岁的樊先生又推出第二部《新政与盛世》和第三部《朝廷与党争》。

《重写晚明史》展开一幅宏阔的大历史画卷，直面真问题，饱含着史家的见识与担当。正如樊树志先生所说： 历史研究如果日益脱离人民、脱离社会，那么它距离危机也就不远了。警惕碎片化与短视化的倾向，已经刻不容缓。我想用《重写晚明史》，向宏大叙事的历史研究致敬。

晚明史让人击节赞叹，又让人拍案而起

问：在过去，晚明史偏冷门，您为何关注这段历史？

樊树志：我在复旦大学求学时，就对明清史感兴趣。我的毕业论文《明清漕运述略》，得到老教授陈守实先生的赞扬，经朱永嘉先生推荐，在《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发表。几十年来，我始终不忘两位老师的提携与扶助。从此确定了自己的专业方向——明清社会经济史，先后出版了两本专著：《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和《明清江南市镇探微》。

大约是1990年，人民出版社编辑张维训先生约我写一本万历皇帝的传记，我答应了，这就是1993年出版的《万历传》。1997年，我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崇祯传》。为写这两本书，阅读了大量相关史料，以及前人研究成果，把我的研究重点转向了晚明史。

2003年，我的《晚明史》荣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后来，我花几年时间写出《晚明大变局》，被很多媒体评为2015年度十大好书，我受到鼓舞，决定撰写五卷本《重写晚明史》。

晚明史时间不长，却丰富多彩、跌宕起伏。深入其中，令人感慨万分，时而击节赞叹，时而拍案而起，这就是历史研究的无穷乐趣。

明末中国人开始接近启蒙时代

问：您把晚明史开端定在1573年，为什么？

樊树志：晚明史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我将晚明的开端定为1573年，因万历新政从这一年开始。后来才发现：这么定的话，晚明和晚清都是71年。这真是巧合，不是刻意为之。

问：在过去，晚明史偏冷门，您为何关注这段历史？

樊树志：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世界历史出现了大变局，历史学家称为地理大发现时代，或大航海时代，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最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初露端倪，人类的经济、文化交往不再局限于某一个洲，而是整个地球。中国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

随着欧洲商人与传教士的到来，中国在经济上文化上逐步融入世界，一个启蒙时代来临了。所以我把它叫做 “晚明大变局”。

晚明大变局充满魅力

问：“晚明大变局”的价值何在？

樊树志：美国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说：“‘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根据他的研究，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通过贸易渠道流入中国的白银资本，约占全世界白银资本总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样的辉煌是前所未有的。

大变局引发思想解放的潮流，涌现出一批主张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文人结社与言论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剧变，充满了诱人的魅力，促使我把它表述出来，告诉给广大的读者，共同分享历史的魅力。

人们大多知道晚清大变局，殊不知，晚明也有大变局。如何辩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是您所说的“价值”所在。

如果要一言以蔽之，或许可以这样说： 晚明是如何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贸易大潮的？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是如何对待传教士带来的欧洲先进科学文化的？晚明的士大夫是如何倡导“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迎接思想解放浪潮的？晚明的江南市镇是如何发展市场经济和早期工业化的？当时江南生产的生丝、绸缎、棉布，持续畅销全世界的奥妙何在？

这些问题，是不是都很有魅力呢？

很难找到一位完全不理朝政的皇帝

问：面对大变局，明朝是如何回应的？

樊树志：这要从嘉靖皇帝说起。表面上，嘉靖不理朝政，任严嵩专权20年，但他牢牢掌握着严嵩，严嵩是替他办事的，所以嘉靖还是理朝政的。

嘉靖自比尧舜，海瑞上书说：“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气得嘉靖把奏章摔在地上，要立刻逮捕海瑞。太监说：海瑞不会逃，他带着棺材来的。

嘉靖要杀海瑞，徐阶劝谏说，海瑞是以死求名，杀他就中计了。嘉靖承认，海瑞说的都对，但只是私下对徐阶才这么说。

张居正能开启万历新政，因他拥有巨大权力。张居正既是首辅，又是皇帝的老师，万历称他为先生。张居正自称是“吾非相，乃摄也”。此外，他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结成权力同盟。

张居正改革很成功，但“威权震主,祸萌骖乘”，这句话出自《汉书·霍光传》，所以张居正下场很惨，比高拱、徐阶惨得多。张居正早意识到这一点，他想退休，可太后不批准。

皇权历来如此。嘉靖皇帝喜道教，穿道士服上朝，要大臣们也如此，严嵩立刻照办，夏言却依然穿朝服，他后来的下场是弃市而死。

张居正死后，万历因大权长期旁落，所以对权力抓得特别紧，诸事都由他来定。他长年不上朝，据我考证，他有疾病，人又胖，后期已无法行走。他对两位太后很孝顺，每天去看望，都是坐轮椅，由太监推着走。这种形象自然不便上朝，但他常开御前会议。

皇帝对权力都非常敏感，很难找到完全不理朝政的皇帝。即使是天启皇帝，他喜欢玩，魏忠贤总趁他玩的时候去请示，这是钻空子，但魏忠贤依然要去请示。

所谓东林党，是政敌编造出来的

问：因《明朝那些事儿》，很多读者认同“明亡于东林党”，您怎么看？

樊树志：历史著作必须言必有据，这是它和文学作品根本的区别。《明朝那些事儿》带有文学色彩，不能当信史看。这就好比《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各有各的价值。

说“明亡于东林党人”，简直是无稽之谈。

东林书院是一个民办学校，他的宗旨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弘扬儒家正统学脉。被别有用心的政客扣上“朋党”的帽子，诬为“东林党”。明末学者吴应箕说：“小人欲空其国，必加之以朋党。”

在东林书院院规中，明确禁止“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至于说利用万历二十一年“京察”之机“专权结党”,那就更不对，东林书院是9年后才设立的。

东林党是政敌强加给东林书院的蔑称。如今不少学者在论述这段历史时，不称“东林党”而称“东林运动”,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写《东林书院与朋党之争》时就是如此。

杀魏忠贤是崇祯最值得称道的政绩

问：许多网友说“崇祯死前后悔杀魏忠贤”，确有其事吗？

樊树志：这更是信口雌黄，不值得一驳。

首先，崇祯皇帝并没有杀死魏忠贤，而是把他流放到凤阳去看管皇陵，半路上，在旅舍中自己上吊而死。崇祯皇帝下令清查阉党逆案，是他一生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夏允彝《幸存录》说：“烈皇帝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旁无一人之助，而神明自运。”文秉《烈皇小识》说：“肘腋巨奸，不动声色，潜移默夺，非天纵英武，何以有此！”

其次，所谓“后悔”云云，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胡编乱造。谓予不信，请看我写的《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

《明史·顾宪成传》写道：凡是反对魏忠贤的正直官员，“率指目为东林，抨击无虚日……崇祯立，始渐收用，而朋党之势已成，小人卒大炽，祸中于国，迄明亡而后已”。分明是说，魏忠贤之流一手操纵的党祸到明朝才止，说“明亡于东林党人”，岂非颠倒黑白！

明朝为何亡国值得深入讨论

问：在时代巨变前，明朝的主要失误在哪里？

樊树志：这个问题过于宽泛，牵涉面很广， 《重写晚明史》的后四卷，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很多读者都有这样的疑问：经济成就傲视世界的大明王朝，为何在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夹击下，迅速走向覆亡？

历史学家对于明朝灭亡，有各种各样的分析：有的说，明之亡实亡于万历，指的是朝廷衮衮诸公纠缠于党争，皇帝勤于敛财疏于临朝；有的说，明之亡实亡于天启，指的是魏忠贤阉党专政倒行逆施，之所以未即亡，因祖宗恩泽未尽，孟森先生曾说，崇祯皇帝如果在万历以前，决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以后，则非亡不可。

孔尚任在《桃花扇》的篇末感叹道：“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明朝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确实是值得深长思之的问题。有读者把它简单归纳为几句话，如：仅仅有经济繁荣，没有政治体制的相应变革，没有把内忧与外患消弭于无形的能力，那么，培育繁荣盛世的王朝就会走向末路。对此我不持异议。

究竟如何，各位可以深入探讨。

—原载于2018年11月6日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