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羅大火可以作爲埃及七月革命前最重要的事件之一。1952年，埃及首都開羅發生了一場大規模反政府示威活動，這場民衆運動很快變成了一次失控的暴力活動。整個開羅都因這次活動而陷入大火之中，所以被學術界稱爲開羅大火。但作爲國家機器的埃及政府，卻彷佛消失了一樣，放任整場民衆運動的進行。而這其實是埃及革命的一個重要標誌：埃及國家機器從此徹底崩潰。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納賽爾不領導自由軍官開始七月革命，那埃及的局勢就會朝着無政府趨勢發展。

　　開羅大火

　　從一個細節我們就可以看出開羅大火的重要性，在開羅大火時，有一家電影院成爲民衆的發泄目標，即“地鐵電影院”（Cinema Metro）。這家電影院在七月革命後重新開張，播放的第一個電影便是由曾拍攝著名電影《魂斷藍橋》的導演茂文·勒魯瓦的另一作品《暴君焚城錄》（Quo Vadis）。這一電影主要講述羅馬著名暴君尼祿焚燒羅馬城的故事。該電影院在革命後上映這一電影的用意十分明顯，就是將羅馬大火與開羅大火相聯繫，將尼祿與法魯克相等同。這符合每一次革命後政府的宣傳特點，即將前一政權描繪成黑暗的、專制的化身，從而將革命神聖化，以此使新政權取得合法性。就像中國俗語所說的“順乎天而應乎人”。所以納賽爾在1960年於埃及議會發表如下講話：“開羅大火是反對腐敗政府的社會革命的第一個跡象，它表達了民衆對當時埃及屈服於封建主義、投機主義和資本主義枷鎖下的憤怒”。就這樣，開羅大火成爲埃及革命的一個象徵性事件，自由軍官兵領導的七月革命成爲一吊民伐罪的運動。

　　七月革命

　　但如果拋開革命後政府的這一宣傳做法，單獨對開羅大火進行分析，可以看出“開羅大火”和“暴君焚城”是兩種不同性質的事件。最明顯的不同就是“暴君焚城”的火是羅馬皇帝尼祿放的，至少在電影裏是這樣的。但開羅大火則不然，開羅大火多是民衆在各民衆性政黨煽動下發生的。比如動亂期間，在開羅的一家商店裏，店主因爲自己是埃及人而向示威者叫嚷，要求他們停止暴力活動，但人羣反駁說你是賣葡萄酒的。從這可以看出穆斯林兄弟會應該在背後起一定作用，另外一些縱火團似乎屬於艾哈邁德侯賽·因領導的所謂的“社會主義黨”。所以說各民衆性政黨在開羅大火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這表明了開羅大火應該是一場羣體性暴力事件。

　　暴力事件

　　與其說開羅大火能證明法魯克和其所代表的埃及政府是暴君和野蠻的政府，不如說更像說明了埃及此時的政府是一無力的政府，說明埃及政府的國家機器已經基本報廢。這點我們可以從兩方面進行判斷，即政府對內和對外的兩種職能。首先引發開羅大火的直接原因是英軍對埃及警察所的襲擊事件。52年1月25日，英軍襲擊了伊斯梅利亞的一個埃及後備警察房，除了打死了四五十名警察外，英軍對警察營房的攻擊還造成了八十名警察的受傷，並且又俘虜了將近一千名士兵，其中包括軍官和指揮官。英軍對埃及警察所的直接襲擊不同於在運河地區對民衆游擊戰爭的回應。常備軍和警察是國家政權的主要強力工具，這是對埃及國家機器的襲擊，對埃及國家主權的藐視，埃及政府不僅無法保護本國人民免遭英軍的欺凌，其本身也遭到英軍挑釁，這標誌着埃及政府對外職能的失效。後在首都發生持續多天的開羅大火，無論其背後到底是英國的陰謀還是有民衆性政黨的影子，發生在首都的暴力事件沒有得到政府的有效控制，反而在初期任由其蔓延，警察等機構彷彿消失一樣，這標誌國家對內職能的失效。

　　法魯克

　　“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及其遍佈各地的機關—— 常備軍、警察、官僚、僧侶和法官”，在１９世紀發展起來了。隨後伴隨着工業革命而來的是現代國家統治模式，這一模式有一特點是國家機器處理民衆運動，鎮壓民衆暴亂的能力大大增強。雖然埃及近代化在二戰後並沒有完成，但是軍隊、警察和監獄等象徵着國家暴力機器的機構已經具備。而只要這些國家暴力機構正常運行，尤其是軍隊不出問題的話，就沒有哪個社會革命能夠成功。對於埃及來說同樣如此，雖然民衆性政黨已經獲得衆多民衆支持，並且反覆煽動民衆展開運動，但當政府先後宣佈青年埃及黨爲非法組織後，二者的影響力迅速下降。這說明只要國家機器不出問題，即使國內有大量民衆支持的民衆性政黨，政府也可以維持其統治。

　　英軍襲擊警察所

　　但埃及政府在開羅大火前後的處理措施已能說明這時政府無法修復已出現問題的國家機器。大火撲滅後，法魯克政府迫不及待宣佈，這是某些組織策劃的陰謀事件，並以此爲由鎮壓青年埃及黨（此時改名爲埃及社會黨）。之前對穆斯林兄弟會的處理手段同樣如此，宣佈其應爲一系列暴力活動負責，繼而成爲非法組織。這一對暴力活動的處理方式表明埃及政府在國家機器出現問題後，並沒有想出好辦法來對國家機器進行重建。卻試圖將一個個暴力事件賦予陰謀論色彩，以此給反對派以致命打擊。一般情況下，政府很少會運用陰謀論色彩對其潛在的對手進行鎮壓，甚至政府往往反對一切陰謀論。最簡單的例子就是肯尼迪被刺殺後，美國政府不停向公衆保證，這只是個人行爲，與任何組織無關。

　　就這樣，二戰後埃及政府因面臨內外矛盾而導致雙重困境，這雙重困境又相互影響，使得政府越陷越深，國家機器也開始出現問題。結果到開羅大火時國家機器也基本失效，大火後政府又無法拿出有效的措施來重建國家機器，從而使這一任務落到了自由軍官身上。

　　1952年的埃及街頭

　　所以，我們可以說埃及七月革命不同於近代以來歐洲所發生的革命。在歐洲，從19世紀末開始的革命時代，便產生了一種更高類型的民主國家；根據恩格斯的說法，這種國家從某些方面來看已經不能稱其爲國家，“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隨着歐洲革命的進行，誕生了一種馬列等革命導師寄予希望的新組織類型，巴黎公社和蘇維埃。但埃及不存在這種新型的國家組織機構。所以納賽爾在面對國家機器崩潰後所作出的決斷不應成爲左派史學家攻擊的點。

　　同時也因爲這點，領導七月革命的自由軍官與舊政府、民衆性政黨和民衆的關係都不是非常融洽。他們要完成作爲中下級軍官的職責——重建國家機器，在這過程中必然會對民衆性政黨和民衆採取暴力措施。這就使得有些學者指出：埃及的七月革命似乎停滯不前，沒有任務方面可以將其與整個發展中國家掌握的軍政府區分開來。但在納賽爾時期，政府與民衆的關係並不像與民衆性政黨關係那樣一直保持着矛盾。在自由軍官穩定政權、國家機器重建、民衆重新服從國家機器後，納賽爾的權威開始轉爲自然的，而不是強制的。這標誌着納賽爾從軍政府的陰影下成爲一個受民衆支持的政治家。

　　黨派選舉

　　所以在討論自由軍官與各方勢力關係時，一定要將其分成重建國家機器和重建完成這兩個時期。即不能爲了將革命神聖化，而得出自由軍官是在廣大民衆支持下完成七月革命的，也不能得出納賽爾整個統治時期與民衆的關係都是對立的這種反納賽爾主義的結論。

　　穆巴拉克對七月革命有如下評價：革命既沒有預示歷史的開始，也沒有預示歷史的結束。它的動態性使其能夠適應時代精神。拋開穆巴拉克政府爲使民衆情緒冷靜而特意淡化七月革命的歷史意義這一政治考慮外。這種對歷史作出連續性解讀的方法無疑有利於我們從整體方面把握埃及歷史發展和七月革命在埃及歷史上的地位。

　　但在一個短暫複雜多變的歷史時期，分析自由軍官與各方利益的關係時，如果得到一結論便用整體史觀將其擴展到納賽爾的整個統治時期，比如從納賽爾穩定統治後政府獲得民衆支持便推出革命時自由軍官是獲得民衆支持的，還是從革命時期以及革命後兩年時間內，政府對民衆運動的鎮壓推出整個納賽爾時期政府與民衆就是對立的，都不恰當，都未免有些以偏概全。無論如何，七月革命的主要目的是重建國家機器，而重建國家機器時期和國家機器重建後各方關係是不會完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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