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梅思平绝不会猜想到他的人生结局。在五四运动中，他是北大上街游行学生中的一员，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闯入曹汝霖宅邸，在痛打了章宗祥之后，放火烧了曹宅，经历了激烈的反日风潮。很多年以后，在面对行刑队之时，他靠着酒精的麻醉走完了一生。1946年5月9日的《首都高等法院刑事判决》写着：“梅思平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判决书所言梅思平通谋的敌国，即是日本。命运何以形成如此的反讽？是什么力量将一个爱国青年推向了汉奸的渊薮？

北大毕业后，热衷政治斗争的梅思平没能顺利地踏上仕途，而是应聘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做编辑，过起了普通文人的日子。但随后他遇到周佛海，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

1928年，蒋介石授意周佛海创办《新生命》杂志作为自己政策宣传的阵地，梅思平和陶希圣成为骨干成员。梅思平以杂志为“炒作”平台，掀起了一场以“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的论战。一时间，梅思平名声大噪，并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这样的政治资本使得他仕途平步青云，此后历任江苏省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中国国民党中央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职。

这本是一个有为的学者型官员的典型模板，但日本人侵华的步伐改变了梅思平的人生轨迹。

1937年，为了躲避南京遭受日本的空袭，许多国民党的军政要人经常到周佛海家的地下室来。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叫“低调俱乐部”的议政组织，对日媾和为其核心论调。幽暗地下室的常客中包括梅思平。

梅思平后来在监狱中的自白书中回忆：“以为战争谈何容易，胜则万幸，败则从此万劫不回。”事实上，梅思平的看法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悲观见解：“中国之军备及经济决不能单独抗战，非得英美之实力援助不可。”八一三事变后，他和许多文官主张“早日了结为好”。“日本之侵略固令人无可再忍，但外无奥援，内有隐忧，唯其侥幸于万一，不如忍辱而负重。”

抗战爆发后，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受命于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在香港创立“蔚蓝书店”，一面搜集情报，一面与日方频频接触，试探日本的底牌，希望与日本和谈。当高宗武带回了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的消息时，蒋介石怒不可遏，表示与高宗武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活动经费。但抱定“和平救国”主张的周佛海却背着蒋介石，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

不出所料，秘密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梅思平提出的要求均被日方断然拒绝后，哀求日方不要把承认“满洲国”写进条款，以免自己背负汉奸、卖国贼的千古骂名。

结果，除了有名无实的撤军期限外，梅思平的一切要求都遭到了拒绝。11月20日，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代表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

11月27日，梅思平返回香港，随即将密约缝在西服马甲中飞往重庆，向汪精卫交差。当汪精卫第一次看到密约时，忍不住大骂梅思平：“这是卖国条约，我拒绝承认其中的任何一个字！”然而，在陈璧君的规劝下，汪精卫很快就释然了，说：“凡已由梅思平签字的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议。”

曾任汪伪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胡兰成这样描述梅思平：“是能吏”，但“私生活一塌糊涂”。对梅思平私生活打击最大的，无疑是他追随汪精卫投日后，他女儿梅爱文与他的决裂。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梅思平任汪伪中央组织部长、实业部长、内务部长、浙江省省长等职，地位仅次于周佛海。梅思平当汉奸的消息登报后，女儿梅爱文立刻登报发布宣言：“我的爸爸梅思平，做了敌人的傀儡，做了汪精卫的走狗，做了中华民族最大的罪人了。我以之为耻！今天，我要公开宣布脱离父女的关系。我要打倒我的爸爸！”这件事当时震动全国，各大报刊竞相转载。面对女儿的愤怒声讨，梅思平自知大节已亏。此后，父女决裂，梅思平再也没能活着见到女儿。

日本投降后，南京伪国民政府宣告解散，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相继被捕。1946年5月3日，梅思平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公审，成为南京公审的第一个汪伪巨奸。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曾经的“五四”先锋竞要靠偷喝酒灌醉自己才敢上庭受审。5月9日，梅思平被高等法院判处死刑，9月14日被处决。

梅思平的下场响亮地证明，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绝对不会有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