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胡蝶随丈夫潘有声避居香港，潘有声在香港做生意，蝴蝶则继续拍电影。香港沦陷时，日本人找上门来，邀她赴日本拍一部名叫《胡蝶游东京》的影片，宣扬所谓“中日亲善”。 胡蝶当然不肯与日本人合作，就与丈夫一商量，逃回大陆。

因为必须深夜出走，身上不能带多少财物，行前，他们特意将整整30箱财物，托杨惠敏装运回大陆。

在当时，杨惠敏女士可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淞沪抗战时，“八百壮士”守卫四行仓库，日本侵略军血战而不退。她作为女童子军的领头人，冒着枪林弹雨，勇敢的“渡河献旗”。这一行为不但鼓舞坚守四行仓库的将士，还感动了全国不愿屈服的同胞。之后，她参加了重庆国民政府组赈济委员会的差遣，去香港积极救助那里的抗日爱国志士。

没想到，当胡蝶等人平安到达内地后，却得到30箱物品被劫的消息。

获悉消息后，胡蝶急得在桂林大病了一场。杜月笙知道后，立即致电戴笠，请他帮忙。戴笠仰慕蝴蝶已久，闻此消息，连呼“真乃天赐良机”当即以破案为名，电邀夫妇二人赴重庆。1942年11月24日，他们正式抵重庆，住进了范庄杨虎的公馆中。

为了赢得美人的好感，戴笠信誓旦旦地保证能破案。他先是派遣了军统一批强干的办案人员全力侦破，可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那么多财宝又能去哪里寻呢。见短时间内寻回财宝已不可能，戴笠就按胡蝶的描述，派人去外国购置珠宝、衣物，谎称是追回了一部分。胡蝶见这些“追回”的珠宝，衣物更加贵重、精致，大为感动。正是这一举动，俘获了胡蝶的心。

接着，戴笠把胡蝶夫妇安排住进中山路151号公馆。为了占有蝴蝶，戴笠把潘有声打发到云南昆明，给了一张滇缅公路通行证，让他去做军统下属的“货运专员”。潘有声一走，戴笠就与胡蝶重庆嘉陵江枇杷山上，开始了“金屋藏娇”的日子。

他们同居的地点是杨家山公馆。这里室内布置得相当豪华。但胡蝶却抱怨，室外皆山，连一个散步的花园也没有。为讨得美人欢心，戴笠立即下令在公馆前造一所大花园，栽上各种奇花异草，还亲自在斜坡上设计用石块镶成了“喜”和“寿”两个大字。

此外，戴笠又在附近营造了一所更华丽的公馆，作为新居。为了不让胡蝶爬坡，他特意把马路修到胡蝶的房门口。在此期间，采用强制的办法，逼迫工人们通宵达旦地赶工。导致3名被砸死，12人被重伤。

蝶对一直对失窃的行李案念念不忘，遂一口咬定是杨慧敏“监守自盗”。 在无证无据的情况下，戴笠将杨慧敏逮捕，并押解重庆石灰市看守所。后来，又押解到贵州息烽监狱、重庆渣滓洞，戴笠死后，才被释放。开释后，未婚夫赵乐天无情抛弃了她。

话分两头。丈夫潘有声从云南归来后，得知自己已被戴了绿帽子，当然非常恼火，四处打听妻子的住所。有一天，戴笠的秘书王汉光找到了他，警告他：“你要把胡蝶女士带回去，这点万万做不到，你还是拿些钱，做个官算了，聪明人不吃眼前亏。”潘有声迫于权势，独自悻悻而回。后来，他又被迫同意与胡蝶离婚。

戴笠打算与胡蝶成婚，就在1944年的圣诞节，公开了他们的关系。

这一天晚上，重庆中美合作所举行盛大联欢晚宴。胡蝶以女主人的身份出现在大厅之上，与出席晚宴的美国以及各国驻华使节、武官等众来宾见面。此时的戴笠呢，更是志得意满，他一手挽胡蝶，一手频举酒杯痛饮，他的祝酒词，更是将庆祝活动推向最高峰。

抗战胜利后，戴笠准备与胡蝶正式结婚，就让胡蝶飞往上海，与潘有声办理离婚手续。巧合的是，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在南京，他与胡蝶结婚美梦终成一枕黄粱。

胡蝶则与潘有声重聚，紧接着，全家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上海，移居到了香港。

数年后，潘有声病逝，胡蝶移居加拿大。对与戴笠的关系，她选择了缄默不言。

1989年4月23日，胡蝶在加拿大温哥华病逝。临终时，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蝴蝶要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