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在社會生活中，吹牛是必須的嗎？心理學家是這麼分析的

大約600萬年前，人類的祖先走出熱帶密林，遷移到了東非的稀樹草原。這是人類進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在開闊的草原上，獨來獨往的生活方式開始沉澱，轉變成合作。所謂的“社會智力”由此誕生，它永久性地改變了人類的思維方式。 這解釋了很多問題，比如：心理健康爲什麼這麼依賴我們在特定羣體內的地位？我們爲什麼喜歡吹牛，還如此願意相信彼此吹的牛？

在趣味橫生的新書《社交躍遷》（The Social Leap）中，心理學教授威廉·馮·希佩爾（William von Hippel）提出了上述觀點。他認爲，從熱帶雨林遷移到稀樹草原後，人類的智力與創新便奔流向前，勢不可擋，並塑造了我們所生活的當今世界。但它也讓一些人心的弊病落地生根，至今左右我們的生活、思索和判斷。

我採訪了該書作者馮·希佩爾，與他探討了“社交躍遷”的重要性，以及作爲人類歷史上被忽略的一個篇章，它何以解釋那麼多人心的怪癖。

威廉·馮·希佩爾（William von Hippel）

採訪內容如下（經編輯有刪改）：

很顯然，您的書講的是過去，但對於當下，圍繞人類爲何如此奇怪、爲何具有自我毀滅傾向，它帶來了同樣豐富的啓迪。爲什麼選擇在這個時候，講這樣一個故事？

馮·希佩爾：我對社會智力很感興趣。我想知道，人是如何在社交上取得成功的。我探究這個答案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成果有限。於是我就想：也許，要理解這個問題，更好的方法也許不是聚焦當下，而是放眼源頭。

於是，我開始鑽研人類跟黑猩猩分道揚鑣的歷史。因爲在社會性方面，我們跟黑猩猩截然不同。是什麼導致了這種分離？其中發生了哪些關鍵事件？這些事件能否就社會的現狀，給予我們任何啓示？

您最後有何發現呢？針對當今人類心理，這段歷史能提供哪些解釋？

馮·希佩爾：我想，有兩點十分重要。也許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人類能夠前行，是因爲在東非草原上，我們能團結合作，共御外敵。這發生在350萬年前，或許是因爲，在大型獵食動物，比如獅子和豹子面前，我們的祖先因爲生存所迫，不得不團結。

這對我們的生活和思維方式，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羣體目標與個體目標突然取得了一致，人類的成效更加顯著了。共同防禦就是一例。但這樣一來，心理上的大變動也成了必須。黑猩猩並不善於合作。所以，我們不得不改變立足世界的方式。

這裏有幾點重要的啓示。首先，人類彼此之間，友善起來很友善，刻薄起來又很刻薄。這不是很奇怪嗎？但這樣想你就明白了：我們進化出合作的天性，是爲了變成更有力的殺手。

第二個啓示：這也是人類腦力開始發揮作用的節點。在那之前，相較於黑猩猩，人類的認知能力進展有限。在300萬年的跨度裏，人腦重量只增加了70克。而此後，人類腦容量幾乎增加了兩倍。

爲什麼會這樣？因爲，生活在大型羣體內，人類會面臨各種不得不解決的難題；在解決過程中，思維的複雜程度、智力和創新能力都不得不提高。

從中，我明白了這樣一點：人類智力的進化不是爲了解決抽象問題，或是得出對付環境的複雜手段。人類智力是爲了更加有效地對付彼此，並在相互合作時，利用好手頭的技能和能力。

在書中，您用不少筆墨探討了人類對被排擠的原始恐懼。這一點爲什麼這麼重要，爲什麼成爲人類心理中的關鍵一部分，乃至今天都是如此？

馮·希佩爾：前不久，我讀了您對一位斯坦福心理學家的採訪，講的是如何迴避人羣中的“混蛋”。他的建議說白了，就是不要在乎別人怎麼想。

但這太難辦到了，對於羣體內其他人在想什麼、做什麼，我們就是很關心，這是進化的結果。因爲人類如此卓有成效，跟羣體是分不開的。

而且，歷來，羣體對我們的生存都不可或缺，所以對我們而言，被羣體拋棄，通常意味着死路一條。

所以，不去擔心別人的想法，或是不去擔心被排擠，這可不容易。深深在意他人的想法，這是我們的天性，不論在幾百萬年前的非洲稀樹草原，還是在今天的Twitter——這對我們都至關重要。

這解釋了我們爲什麼那麼愛八卦，對吧？

馮·希佩爾：太對了！這既是人類的優勢，也是人類的弱點。試想人類祖先的生活環境：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並且通過說閒話，調節大家的行爲，可以說是“聲譽管理”吧。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從很多角度看，八卦或許既瑣碎，又惡俗，但對人類而言，又極其重要，能確保大家意見一致，並讓羣體走向正確的方向。

我想，因爲互聯網的關係，我們又重返人類祖先的環境。人們用社交媒體互相評判，實施獎懲，並調節行爲。問題在於，當網上那麼多人同時聲討你的時候，結果可能是毀滅性的，因爲在人類進化的環境中，只要有20個人批評你，你可能就沒活路了。

很顯然，賭注已經改變，但這種心理留了下來，這一點要記住。

不得不談談理性在人類生活中的角色。據您所述，人類智力的進化，完全是出於社會目的，而我們發展出理性，是將其作爲操控社交環境的手段，而不是理解世界原理的工具。

這一點爲何那麼重要？

馮·希佩爾：它引申出來的結果極爲重要。如果我們進化的目的是變聰明，從而推動社會運轉，那麼我們的智力中，肯定有一部分是用來理解世界，因爲對於世界的運轉，你得有一點模糊的理解，你才能進行下去。

但我們大部分的聰明才智都用來幹嘛了呢？——用來爭奪和操縱我們在羣體中的地位。如果是這樣，真相就沒那麼重要了。如果我能說服你，讓你相信我口中（對我有利）的事實，我就能讓你退出衝突，或者順從於我；這就是一種權力。

它還意味着哪些結果呢？其中一個就是，我們傾向於認爲：我們越是聰明，就越能看穿他人的謊言，越能找到真相。但事實絕非如此。人類是社會動物，如果對某個人類羣體而言，以某種方式看待世界對它有利，它就會以這種方式看待世界。

不難看出，上述衝動能解釋很多問題，比如：我們的政治爲何是這樣一番景象？爲什麼有那麼多人相信便宜的虛假，而不是棘手的真相？互聯網出現後，人們沒有更忠於真理，而是更善於尋找信息，去印證自己需要的那個觀點——我們一直都在這樣做——我想，這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

我們這麼愛吹牛，是否也能用這種羣體動態來解釋？

馮·希佩爾：進化過程迫使我們在羣體之內，就事實達成一致。換言之，我們需要跟大家看法一致，我們需要就某一事實，產生共同的情緒反應。

這就意味着，如果我對這個世界產生了某種情緒反應，而你沒有，我就會非常難過，我們兩個人中，總有一個人得改變。要確保你跟我有一樣的反應，其中一條途徑，就是誇大其辭。所以，如果我需要你對一件事義憤填膺，我就得添油加醋，讓你更容易憤怒。關鍵是，最後我們產生了共同的情緒反應，並彼此有了好感。

一個羣體就是這樣變緊密的，我想，幾乎所有的誇大都來源於此。不然，幹嘛爲這些事撒謊？歸根結底，這是爲了操縱他人的情緒。

合作已經被寫進我們的思想軟件，而且，作爲一個物種，人類之所以能夠成功，合作是一大原因。然而，當代西方文明從本質上講，其實是持續往個人主義的方向發展。這對矛盾能永遠共存下去嗎？

馮·希佩爾：這個問題問得好，也很難答。要說自主性和人倫的拉鋸戰，我們都有這方面的困擾。所有人都想擁有一定的自主性，想追尋自己的目標和夢想。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想跟其他人交往，想維持重要的人際關係。

作爲兩個根本目標，它倆幾乎不能完美契合。說來有趣，從古至今，人倫都多過獨立。隨着文明變得越來越西方化，或者說工業化、都市化——不論你用哪個詞——它正在從偏集體主義，向着偏個人主義遷移。

這告訴我，在個體層面上，不論是誰，只要處在這些緊密聯結的社羣裏，我們就會對自主性產生強烈的渴望。但享有太多自主性的時候，我們通常又會懷念我們長大的小鎮，或是想念當初跟周圍人的關係。

目前，我們不得不與這個矛盾共存，而且，如果我告訴你，我知道未來會怎樣展開，那我就是在撒謊。

翻譯：雁行

審校：李莉

編輯：漫倩

來源：V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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