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輩子做的事，就是讀書與教書，想在知識這個非常寬大的海洋裏，開拓自己的境界，整理已知的知識。數十年來，我始終在知識這個領域裏掙扎，假如說“知識分子”是個志業的話，我可說終身投入了這個志業。我藉今天這個機會，向各位同學及母校的師長們，反省我自己的想法。講題看來很囉嗦，前半是談以中國爲主的歷史，後半則是談未來的展望及其相關的難題。

古代的知識分子：從“巫”到“士”

什麼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指的就是中國的“讀書人”，這種人不在具體的工具層面想問題，而是在原則與理論層面上想問題。

在新石器時代，就有這種人出現了，他們的原型（archetype）是巫和覡。“巫”是男巫，“覡”是女巫，簡單說，都是通靈者。這些人除了打獵、捕漁、採集果實、種植莊稼外，也許由於有特別的稟賦與志願，使他們會在觀察之中鉤玄提要，想到喫飽外的事情，甚至自己也認爲是通靈者。在人類文明初起階段，世界各地區幾乎都可以發現這種人的存在。

巫和覡這些人慢慢轉移分化，成爲第一階段的知識分子。像中國的“祝、宗、卜、史”，即是掌管祭祀、占卜、記錄之人。祝、宗、卜、史，從巫、覡這個專業階層分化而來，他們可能是世俗性的，也可能是屬靈的。商代卜辭中的國王顧問──“貞人”，就有着卜和史的性質，他一方面替國王解釋占卜得來的答案，另一方面會對自然現象提出理論。商代的貞人們，既解釋人事，也解釋自然。他們用占卜的結果，集合許多應驗或不應驗的經驗，因而提升了智慧。《易經》裏的卦辭，部分可能是源自卜辭，兼有歷史現象，如：“帝乙歸妹”，是說帝乙把他的妹妹嫁掉了；“小狐汔濟，濡其尾”，是說小狐狸過河，尾巴溼了。這是歷史事實，也是自然現象。

甲骨卜辭

我在《西周史》一書中，討論過周代“史”這個職務的各種各樣分工，包括：記錄員、歷史的編撰者、規勸政府……顯示周代單單從管文字記錄的“史”，已分化成更多的細項。這些從事“史”職務的人，從歷史往事與人事現象中，歸納出許多原則。這些原則，不是爲了專業實際的工具性，而是爲了提升智能的水平。他們從歷史中找到一些道理，找出哪些政治現象會引發哪些後果。“史”這些人在《左傳》中有史墨、史朝等，他們已經遠遠超過專業的技術性工作，從知識中勾勒出許多智慧。這些提升知識到智能的人物，成爲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批知識分子。

我並不是說，古代史官都是這樣，能夠做到這部分的也不過就是少數幾個人。換言之，史官也罷，占卜之人也罷，都會從實際現象中鉤玄提要，把問題提升到一般的通則，作爲大家思考的提示。聰明的人，常是在災害沒有出現以前就提出警告；笨的人，當災害來臨時還不相信提出警告者所說的話。學歷史其實很悲苦，永遠在說些人家不愛聽的話，幾千年下來一直到今天亦復如此。

以上是中國的情形，世界上其他地區有沒有類似的情況呢？事實上，重要的文明系統中都有類似情況。猶太教中有幾類人有專業的意義，如《聖經》中稱之爲“法利賽人”、“利未人”者，前者是律法師，後者是禮節師。這兩個字的中文翻譯，不應加“人”，加了“人”變成族羣了。另外還有些人被稱爲“先知”。伊斯蘭教的系統中的烏拉瑪（Ulama），可稱爲“教士”、“教師”，權力很大，可管理人生、指導政治、訂出禮俗與法律。還有，印度教中的婆羅門，以及基督教、天主教系統中的天主教神父、基督教牧師、東正教僧侶等亦然。表面上，這些人的性質，都跟剛剛談到的知識分子類似，但他們和政權的關係、和社會其他人的關係，在其各自的文明系統中其實都不太一樣。也就是說，各個不同文明系統中的這些知識分子，有着類似的身份與角色，但他們在社會與政治相對關係的實際光譜上，卻有着不同的位置，不能一概而論。今天的演講，因限定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不細談其他的文明。

接下來的春秋時代，禮壞樂崩，封建制度倒下，很多知識分子從“王官”被釋放出來。當時，亡了一國，就有一批公務人員被釋放出來；一個貴族的領地被佔領時，這個貴族的家屬被滅掉，但貴族手下一大批祝、宗、卜、史會被釋放出來。孔子是其中之一，他本身雖沒做過祝、宗、卜、史這類職務，但他從許多掌握知識的人學到許多學問，成爲當代著名的大學問家。孔子的弟子、同事，有很多是直接、間接從專業工作中被釋放出來的人。這些人已不具備公務人員身份，不再由官方供養，爲了重新獲得長久扮演的角色，他們遊離待僱，進而向世人提示所知所聞，警世告人。從春秋開始一直到秦漢，這些遊離的知識分子，我們稱他們爲“士”。

知識分子的四種類型

北宋的張載，與王安石同時代。他曾說過四句話：“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這四句，可以說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期許，同時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四個方向或維度。

張載

我在這裏稍做扭曲，將張載所說的這四個方向，轉化成知識分子的四種類型。中國的知識分子，大致離不開這四種類型，而且這四種類型之間可以互通：有的人兼顧兩個類型，甚至更多；有的人只在一種類型中做得很好，卻顧不到其他方面；絕大多數的人屬於某種類型，但未必符合他對自己的期許，更不要說是別人對他的期許。

第一類是“爲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釋自然現象和宇宙意義，包括生命的意義、古往今來的意義等。張載說：天地本來無“心”，要人給它立個“心”。廣大空間爲“宇”，無時無往爲“宙”，要人去解釋宇宙，這屬於理念的維度。所以，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學家。

“爲生民立命”者，屬於實踐的維度。我把它扭曲解釋成爲一般人尋求他們生命的存在。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是把理念付諸實踐的執行者，也許是官員，也許是社會領袖。

“爲往聖繼絕學”，也屬於實踐的維度。他們想辦法擴大並傳承所學，總盼望後來的人能學得比自己更好。每一個教書的人，都希望自己學生學得比自己更好，就屬於這一類型。

“爲萬世開太平”，屬於理念的維度。我扭曲解釋說，這類型知識分子能提出一個理想境界──理想的社會、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態度，盼大家往那個方向走，並且用這些理想來鍼砭、批判、矯正眼前所見不合理的地方。假如沒有長遠的理想目標，我們永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得很好，也許就糊糊塗塗過了下去。當有一個理想境界懸在那裏時，我們才知道距離理想境界還有多遠。這個類型的知識分子，可以是革命者，想把現有的秩序推翻，朝理想方向走去；也可以是改革者，認爲現在不符合理想，定個方向一步步改好它。這些人無論做得好壞，其主要動力是把人類推向更好的境界去，而“更好”兩個字，可以是喫得更飽或活得更快樂，當然有各種不同的定義。

秦漢以後，政府的文官系統基本上是以讀書人爲最主要來源。偶爾有些征服王朝，會以馬上英雄作爲幹部，但最常見的仍是以讀書人擔任文官。這些文官可列入爲“爲生民立命”的類型中。至於董仲舒，可列爲“爲天地立心”型，其天人感應系統是把當時所知的各種知識，歸納成博大複雜、幾乎無所不包的解釋哲學。這一系統的解釋哲學，可批判之處很多，但董仲舒的努力在當時是史無前例的。之前，也有過《呂氏春秋》、《淮南子》做過類似的解釋工作，但規模之龐大，涵蓋面之廣泛，都沒有超過董仲舒。當時《禮記》的《禮運·大同》，提出一個理想的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這一境界，到今天還是做不到，幾千來年，許多人打着“天下爲公”的旗號，做着“天下爲私”的事情。《禮運·大同》這一章，就是我剛剛在第四個類型中談到的理想境界。除了《禮運·大同》，也有如“桃花源”等其他的理想世界。不論從大的社會或小小區，我們都曾經有個理想的境界懸在那裏。

努力尋求、實現上面所提的四個維度，是知識分子自我期許的常態。有人努力於哲學的思考；有人在文官系統工作，作爲“良吏”；有人在教學方面努力，作爲“良師”；也有人想建設大同世界、桃花源。幾千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是在這幾個維度裏努力着。

知識分子努力的目標

凡是時勢比較好的時候，例如開國之初，有些知識分子會努力於全盤性討論，會投入解釋新秩序，如董仲舒一類人物，即有着理想志業的第一個類型的知識分子。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難或挑戰時，抗議的第四個類型的知識分子出現最多，如東漢黨錮。東漢的讀書人把儒家懸爲理想，鍼砭政治的敗壞、權力結構的腐敗、皇權無限的膨脹、宦官挾皇權的作威作福，於是他們形成抗議運動，成千成萬的學者投入其中，卻都被禁錮――即歷史上的“黨錮之禍”。明朝的東林黨也一樣，一般讀書人陶醉在科舉制度下，只想過自己的生活，卻有另一批人懸着儒家的理想鍼砭當世，起來抗議政治敗壞，百死不辭。

當其他文化系統進入中國時，中國也會提出一些新想法作響應。漢末到南朝，佛教進入中國，挑戰了中國的文化系統，讀書人發現：中國習慣的王朝制度有說不通的地方；董仲舒那套，也有許多問題，不能自圓其說。於是，大家不斷進行討論：靈魂是滅還是不滅？精神是存在還是不存在？一個出家人既然已經出家了，是不是要向俗世君王敬禮？俗世君王可不可以統治不屬於統治範圍的出家人？這種情形，就是當一個已經固定了的大系統，碰到外面的挑戰時，許多讀書人會投入其中，參加辯論，去做這一非做不可的事情。

又如，唐朝初年，貞觀、武則天時代到開元，政治清明，對外接觸也非常多，老百姓過得不錯，正如杜甫的詠歎，說人民富足，遠遊不必帶糧食，也沒有安全問題。但是“漁陽顰鼓動地來”，霓裳羽衣就必須停下了，從此唐朝一落千丈。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來，韓愈就開始討論人生還有沒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沒有更高的境界？這一波討論，一直延長到南宋。唐宋的學者，建構了一個偉大的思想體系，即後來中國的理學。南宋朱熹和明代王陽明，又把韓愈的系統加以精密重組，其中王陽明將中國思想體系重組成爲一個精密的唯心論。由董仲舒到王陽明，可看出許多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理念的維度中不斷努力。

王陽明

在文官系統中做事，有沒有好的人？歷史上確實是有不少人寧可丟官，也要爲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讀書人爲官，成了“勞臣”，一輩子辛辛苦苦，只爲完成任務。遠的不說，就以我家遷到無錫去的祖先爲例：他做了一輩子苦官，哪裏有水災、旱災，就被派到哪裏去。他以七十二歲高齡，在三伏天的淮河流域，踩在水裏督導修堤，回到岸上還要放糧賑救災民。他從二十五歲到七十二歲，辛辛苦苦一直工作到死前一個月。他官不算大，但一輩子做了他該做的事，到死不過得到“國之勞臣”四個字。此外，歷史上冒死諫諍的諫官也很多。勞臣、苦官、諫官，都是文官系統中“爲生民立命”的人。至於教書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學究教出了無數的好學者，許多平凡的私塾老師教出第一等視野的人物。曾國藩的老師，沒什麼名氣，就屬這一類人物。因此，我說前述的這四個方向或維度，是中國讀書人努力的目標。

爲時代提出新解釋

在王陽明提出新的思想方向後，有人提出翻覆前面大系統的思想方向。如李贄，提出高度的個人主義，基本上與儒家的羣體結構主義相當悖反。又如王艮，提出理想小區，是小區共產社會，也與古來中國人想到的大同世界並不完全吻合。再如黃宗羲，他在《明夷待訪錄》提出來的想法，根本就是廢掉皇帝制度，皇帝不必管事情，同時也設想了一個以讀書人爲主體的民間議會（學校），由議會決定政務，所有的諸侯與地方官員要聽議會的話。這裏提出的這三個人，都是在明朝末年的。

知識分子面對挑戰的態度

到了清代後期，中國面臨更爲龐大的西方挑戰。之前，中國曾經碰過許多挑戰，有來自北方的武力挑戰，有來自西方、南方和中亞的啓示性宗教或印度宗教的思想挑戰。此外，也不斷有不同的經濟體系引進來的物品與物產，造成經濟上的挑戰，像明朝晚年對外的貿易，就使明朝的經濟型態有巨大改變。但這些挑戰，都不如中國在十九世紀以後所面臨的大挑戰。這個大挑戰，一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完全度過。

面對這個大挑戰，我們可以看一下知識分子的幾個態度：第一，康有爲的託古改制，並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對現實激烈的響應。他的《大同書》世界，其實有相當的革命性。第二，張之洞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是要調和裏外。第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政治理論綜合了中西特色。我自己從未上過《三民主義》課，當我進大學時，政府曾經下令大學不必讀《三民主義》。長久以來，我們把《三民主義》當成官學太久，有點看不太起它。現在回頭想想，其實《三民主義》有些頗不錯的觀念，基本上比康有爲與張之洞的觀念要好，尤其是有考試、監察兩權的“五權制衡”。中國的文官制度，以管理系統論，相當了不起。中國的管理系統，有兩件事是西方的文官系統、公司結構到今天都還沒做到，那就是：一、晉用人的客觀性；二、運行時間中不斷考覈。我在讀歷史之餘，有時替管理學院講講課，並將講演的紀錄出了幾本管理學的小書，書中我特別提到中國的文官制度有相當特別之處，孫中山就能覺察這一點。

全盤西化的勝利

上面談到的知識分子，或爲時代提出新的解釋，或是提出未來的理想世界，但等到五四以後，反而是以全盤西化這批知識分子得到勝利。五四人物和共產黨當政以前的左派馬列人物，基本上都是要把西方的一套系統全盤端進來。實際上，這兩批人物都是“Intelligentsia”，不是“Intellectuals”。所謂“Intellectuals”是指那些在本社會、本系統之內，或做解釋工作，或懸掛理想，或做良師、良吏的知識分子；而Intelligentsia只是知識分子中的某一些人，他們意圖將另一個文化整盤端進來，從那個花盆移植到這個花盆，從那一土壤移植到這一土壤。Intelligentsia原本指當年東歐學習法國的先鋒人馬，例如：波蘭曾有一批人要全盤學習法國；彼得大帝以後，有一大批Intelligentsia出現，一如俄國小說《羅亭》（Rudin）中所描述。這些Intelligentsia，用心真誠，希望轉眼就改革功成，但他們通常面臨的情況是外來事物與本地土壤不適合，端進來的東西要不是削足適履，就是必須改變土壤，而不會去改植物。

日本明治以後，也有大批的Intelligentsia帶着像煙囪一樣高高的帽子，學跳舞，沒有女伴時就兩個男人聽着西洋音樂跳舞。日本漢字本來的詞彙，也硬要找個西方詞彙代替它。日本的“飯”，有二種字，一是本來的，一是“rice”。這都是intelligentsia搬運的現象，但整體來說日本是家裏的部分不改，外面的才改。例如，日本人在外面是小職員主義，以下午五點鐘爲界，必須喝兩杯酒才能跨過這界線，轉成在家裏的日本大男人主義。

明治時期日本的舞會

當今課題之一：如何轉變成新的知識分子

如何從Intelligentsia轉變成新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這是我們今天面對的嚴重課題。

從全盤接受西方文化到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維度，基本上都有了相當大的缺失。嚴格說來，我和在座的每一位，或多或少都是Intelligentsia。一百年下來，我們還處於移植階段，沒有真正主動懸出一個理想境界，整理出一套涵蓋中西與人類的大系統。我們在做良吏的時候，沒有想想搬進來的法律與自己的社會之間是否脫鉤。最近大家在報紙上、電視上看到種種官司，就會發現一般人的常識判斷與法律條文之間，以及當爲與不當爲之間，常常不符合。

有幾位我非常欽佩的老師，不欣賞中國戲曲（例如京劇、崑曲），也不願讀中國小說。比如，胡適之先生熱心改造，卻沒有認真地推敲中國文化資源何在。他似乎並不瞭解中國小說，也把小說定義得太窄了。雖然我對胡先生以及老師輩們心存感激，但爲學術良心，還是必須把問題指出來。

那我們這一代，對西方文化資源有沒有更深入的理解？似乎也沒有。很多跟我同輩的學者，包括我在內，對西方文化資源都沒有足夠的認識，也沒有認真去思考過。太多西方文化的擁護者與批判者，其實都不十分理解西方文明的來龍去脈；太多介紹西方學派和理論的人，其實沒有理解這些不同學派間的淵源與分合轉變。以教書而言，我們都在介紹一鱗一爪，並沒有追蹤到基督教、希臘、羅馬，更不用說埃及、兩河與日耳曼傳統。我們也沒仔細推敲“後現代”何以是“後現代”？它有多少來源？有沒有想到“解構”到底解的是什麼樣的“構”？“解構”的動機在哪裏？如果對中國與西方文化資源這兩個課題上，我們沒有做過真正認真的思考與整理，那表示我們還沒有轉化成爲新的知識分子。

當今課題之二：只有專家沒有知識分子

更大的難題是，我們面臨的今日世界，只有專家沒有知識分子。

以美國的學術界與同時代的歐洲學術界相比，美國學術界缺少知識分子。美國的知識分子在作家、記者與文化人之中，不在堂堂學府之內。學府裏只見專業教師、專業研究者，他們只問小課題，不問大問題，也很少有人批判、鍼砭當代，更懸不出一個未來該有的境界。他們只看見保守與自由的對抗，卻不再提問“自由”該如何從新界定？

一個醫生在他專業的領域裏，可以不自覺地做個好人與好醫生，卻沒有自覺地去追問什麼是“專業倫理”？去追問醫藥資源的分配合理否，是不是偏向有錢人？在美國，目前開始有些人在做這事情，醫學院裏逐漸有“medical ethics”這門課。我的侄女嫁給一個醫生，他現在不行醫，改讀人類學了。同樣的，在臺灣有沒有人問醫藥倫理這方面的問題？很少。除醫藥專業這一行外，還有其他太多太多的專業，但它們的專業倫理在哪裏？經濟學家的設想，是爲了全民的均富，還是隻爲讓富人更富？法律專家的思考，是爲了保護全民的財產，還是隻爲保護富人的財產？今天一個個科學實驗室，已成爲一個個小的創收基地，人們只從創收着想。在臺灣，我們有沒有把“專業倫理”納入國科會的評審條件內？國科會的問卷會問你“有沒有專利權？”這對學人文的人而言，是啼笑皆非之事，因爲問這個問題就是鼓勵創收。

全球正經歷巨大轉變，知識已成爲商品。像藥學就是重要的商品，因爲原料太便宜，賣的價格卻又太貴。我每天晚上滴一滴的眼藥水，這麼小瓶，價格25塊美金，裏面百分之九十八是水，百分之二是藥。二十五塊美金的價格如何來的？裏面有二十四塊九毛九被實驗室賺走。

知識已成爲商品，也已成爲權力的來源，掌握知識的人操縱市場。新的婆羅門（Brahmana）階級正在出現。印度文明中，婆羅門以他們的知識佔有一切特權，他們是貴種，其他人則是賤種。婆羅門最後是和拿刀拿劍的剎帝力（國王）合作，即知識與權利的結合。在今天，我們的“國王”是那些財富多的人，人人都向財富低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有專家，沒有知識分子。

對年輕朋友的期許

未來的世界，工具性的理性或許可以發展到極致，但其目的與意義卻沒有人問。未來的世界，顛覆文化的人很多，卻沒有文化的承載者。知識分子還有沒有張載所期許的四個志業？

過了七十歲以後，凡是公開演講，我都當作最後一次。今天的談話，我心情非常沉重。在美國、大陸、臺灣看到的種種，使我痛感事情的嚴重性。當然我不希望這是我最後一次演講，盼望明年有機會能再次和大家同堂。如果明年不幸無法見到各位，希望年輕的朋友們願意做傻瓜，承擔痛苦，抗拒財富與權力誘惑。這就是我在母校努力的心願，謝謝大家！（本文轉自近現代史論公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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