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淵明生活的那個時代，鍾嶸稱其詩爲"中品"，陶潛本人也大呼"世與我而相違"。可見，無論文學價值還是仕途際遇，陶淵明都是"生不逢時"的。直到他去世百年之後的蕭氏兄弟那裏，才"知稀爲貴"。

錢鍾書先生認爲，陶淵明在唐代的接受及其影響，可以大致分爲四種情況：第一種是"偶用陶公故事"；第二種是言及淵明之詩；第三種是效陶詩；第四種是不言效陶，而得神似。在這之中，杜甫將陶淵明和謝靈運並舉；元好問說"陶淵明晉之白樂天"；王維、孟浩然等的山水田園詩，也均可見得陶淵明的影響。初盛唐的時代精神是由建功立業、積極入世與歸隱山林、徜徉山水兩方面融合而成的。陳子昂高呼"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天"，張九齡希望"乘運而起，功成身退"，李白"願一佐明主，功成還舊林"。當他們失意時，願同淵明一起歸隱山林；而當他們要大展宏圖之時，便會表現出對陶淵明的不滿。但無論推崇還是不滿，陶淵明這個名字都已深深刻在了唐人的腦海裏。中唐基本延續盛唐的時代精神，但隨着時世的艱難，"功成身退"變爲"兼濟獨善"。晚唐五代，時境至於艱險，避世心理凸顯，對陶淵明的推崇也就有所顯著。

宋代，梅堯臣首開陶淵明接受史料的新局面，林逋贊陶淵明"名節與功臣、義士等"；蘇軾稱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辛棄疾稱"讀淵明詩不能去手"。宋代還出現了以蘇軾124首和陶詩爲代表的和陶詩、擬陶詩；與此同時，對陶淵明其人其詩的評價有所突破，對陶淵明資料的蒐集和整理也開始變得正規和完備，前者如前文所提蘇軾的評價，後者如宋代私家目錄《郡齋讀書志》將流傳的陶集本全部列出並加以辨別。正如錢鍾書所說"淵明文名，至宋而極"，到宋代，陶淵明和杜甫一起，成爲代表中國文化精神和藝術傳統的兩位指標性的詩人。

明代王圻認爲"晉惟淵眀，唐惟少陵"。明代基本遵循宋代對陶淵明的推崇，又更加全面而深刻。在封建專制主義高度強化的明代，文人於此社會背景中該如何選擇人生道路變得尤爲緊迫和重要，他們便把陶淵明作爲知音，作爲他們人生道路選擇的參照系；明末士人在血雨風腥的時代對陶淵明的人生境界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產生了強烈共鳴，以張岱推陶抑杜爲代表；此外，陶淵明的詩歌觀念及詩歌創作都對明代詩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清代陳祚明認爲"千秋之詩，謂惟陶與杜可也"。近代朱自清、朱光潛也有類似看法。自六朝至今，陶淵明經典地位的確立經歷了漫長的過程，這不得不引發我們對於作家經典化過程的思考。一方面，對於懷才不遇的陶淵明，我們會發出"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的同情與感慨；另一方面，作爲文學研究的一部分，我們應從更深刻更復雜的層面看待作家及其作品予以接受的過程，這一過程也就是經典化的過程。

在陶淵明的經典化過程中，分別經歷了道德、詩文與境界三個階段。

首先，南朝對陶淵明的接受主要集中在道德的層面。陶淵明"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他"誤落塵網中"、"久在樊籠裏"，終於"復得反自然"。陶淵明是棄官歸田，但絕不是棄官避世。他不像阮籍那樣猖狂痛哭，也不像嵇康那般山林狂歌。陶淵明的歸隱，是出於他的至情至性，是出於對田園的無限熱愛，他願"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他願"開荒南野際，手拙歸園田"，他願"植杖而耘籽"，他是想於躬耕田園中尋求人格的獨立自由。梁蕭統認爲，"陶淵明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 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孰能爲此乎?"陶淵明"不慼慼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的精神境界剛好能慰藉蕭統那顆被壓抑的靈魂，引起深深的共鳴，以至於《文選》雖有"高評低選"的審美偏向，但卻石破天驚般將陶淵明收入了文學家的名錄，多半出於對其道德的褒揚和推崇。

到了唐代，更多的文人作家開始關注陶淵明，這一時期對陶淵明的接受也就從道德層面轉向文章層面。王瑤指出，"陶淵明最和前人不同的，是把詩和酒連了起來"。唐人在言及詩酒時，往往想起陶淵明。如"酒中仙"李白"吾兄詩酒繼陶君，試宰中都天下聞"，杜甫"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白居易也自稱"醉吟先生"。可以說，唐代酒文化的繁盛，引起了對陶淵明詩文的重視與推崇。與此同時，《文選》在唐代備受重視，而蕭統"文質並重"的觀點又與唐代統治者所倡導的"文質彬彬"、"麗而能典"的理想文學標準極爲一致，陶淵明的詩文在唐代受到重視也就不足爲奇了。

宋代，文人對陶淵明的接受除了其道德人格和詩文之外，深入到了精神境界的層面。在陶淵明的詩歌中，其實充滿着出世與入世的苦悶。儘管我們可以從《歸園田居》中感受到獲得身心自由的無限喜悅，然而喜悅背後自有一種官場失意的痛苦。陶淵明是當之無愧的田園詩人，然而他的《雜詩》中"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終曉不能靜"又分明深切地表達着他痛苦的存在。這種進與退的矛盾可以說貫穿他生命的全部，即便徹底歸隱之時仍不能完全釋懷。在中央集權政策高度集中的宋朝，文人的政治價值急劇下降，黨派之爭的激烈以及文人被王朝的利用，在宋文人的心理上形成了揮之不去的失望感和危機意識，而文人們內心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又依然存在，一種矛盾痛苦的心態便形成了，而這與陶淵明的矛盾心態不無相同。陶淵明的詩歌中儘管有那樣的矛盾存在，但最終總能在矛盾中找到超越苦悶的方式，達到心靈的寧靜與和諧。這樣一位陶淵明，自然就成爲宋代文人的最佳選擇。在陶淵明那裏，既能安慰苦悶彷徨的心靈，又能享受人生至境的高遠與曠達。宋人的這種心態使得陶淵明的接受在宋代達到了空前的程度，並且深入到了心靈境界的層面。至宋，陶淵明的經典化過程已完成。之後的金、元、明、清以及現代文人在接受陶淵明的方向選擇上依然不出道德、詩文和境界這三個方面。

由此可見，陶淵明沒能在自己生活的時代得到世人認可，真可謂生不逢時。人生一世，如白駒過隙，但歷史的長河奔騰不息，總會給予一切以公正的評判。後人觀之，唯有一嘆。

在時光的最深處，有一位老者，永遠緩緩地唱着那曲"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然短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