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国初期,空军中曾经流行着一个口头禅:“

苦不怕,死不怕,就怕刘司令来训话。

这位让部下害怕的刘司令,就是新中国的首任空军司令刘亚楼,福建武平县人。

其实不光是部下怕他,有时连他的上级领导也怕他,因为这个人脾气极其火爆,江湖人称“雷公爷”,只要是他认准了的事,再大的领导也不行,所以被他当面顶撞过的领导不计其数。

早在东北野战军时,刘亚楼任参谋长,有一次,一位当年的老领导被安排去佳木斯,要搬走很多家当。

因当时火车运输能力有限,而且部队要经常使用,司令部就规定迁往后方的人员只能带一些随身物品。所以,当车站的检查人员发现这位老领导的东西太多的时候,就劝他把东西搬下去。这位老领导仗着自己身份高,大发脾气,死活不搬。

这时,刘亚楼来了,大手一挥:搬!

那位老领导见是刘亚楼,乖乖地躲到一边,一句话也不敢说。

林总被树立为接班人后,叶群也跟着牛起来,没有人敢当面说她半个不字,但刘亚楼敢。

有一次,刘亚楼要去找林总商量事,到了门口,却被警卫员拦住了,说:“叶主任说了,有事找林总,要先通过她。”

早在东北时期,刘亚楼就是林总的左膀右臂,每次想见林总,从来都是直接进门,这次竟然被警卫员给拦住了,不禁大怒,大声说:“什么叶主任不叶主任的,让开!”

警卫员还想再拦,被刘亚楼一推,推了个趔趄。这时,在屋里的叶群也听到了动静,赶紧跑出来,对那个警卫员说:“以后103(刘亚楼在东北的代号)来找101(林在东北的代号),都不用拦!”说完,把刘亚楼迎进了屋里。

刘亚楼的气还没消,对叶群说:“你这是搞的什么名堂?赶紧撤了吧!”叶群也只好点头答应。

别说是这些人,就是在主席面前,刘亚楼也敢当面顶撞。

中苏关系破裂后,各个军种的俄语翻译都被要求转业或是改行,但唯独空军里的俄语翻译没有一个人动,因为刘亚楼有命令:“不经过空军党委批准,一个翻译也不准动。对现有的翻译人员,不许随便改行,确实没有翻译工作可干的,可以调回,适当集中使用。”

刘亚楼这么做,当然也是有原因的,虽然当时苏联的专家都撤走了,但我们学习的还是苏联的技术,看的也都是苏联的书和杂志,所以没有俄语翻译是不行的。

主席听说后,就把他叫去,说:“刘亚楼,你这是跟中央唱反调啊。”

刘亚楼说:“主席,我这是坚持科学。”

主席有点生气,说:“是啊,就你刘亚楼讲科学,你还是国防科委副主任嘛。”

刘亚楼回去后,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但也认为自己顶撞主席有点不合适,就去找周和罗荣桓,去向主席解释。结果主席大手一挥,说:“空军就让他说了算吧。”

古语有云:正人者,必先己正。刘亚楼敢这么理直气壮地顶撞上级领导,自然也是因为他自身的“正”。

1959年9月,刘亚楼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按照规定,可以换一辆“大红旗”轿车。但刘亚楼坚决不要,继续坐着那辆“吉姆”轿车。后来有一次,刘亚楼去外地开会,办公室主任就做主,把那辆“吉姆”轿车送去修理厂,等刘亚楼回来,就说轿车正在大修,先坐着“大红旗”轿车,把生米煮成熟饭。

结果刘亚楼刚走出机场,就发现了他们的把戏,说:“既然我的车去大修了,那就再派辆别的车过来,这辆大红旗我不坐。”

办公室主任说:“现在大红旗已经开来了,您就坐这一次吧,等回去再换过来。”

刘亚楼岂会不知道他的用意,就说:“一次也不行,既然你们不换,那我就搭别人的车回去。”

就这样,刘亚楼跟副司令王秉璋坐着一辆车回去了,没有坐那辆大红旗。

回去后,刘亚楼又把大家召集起来,训话说:“我反复向你们讲过,我最厌恶那种房子越住越宽敞,汽车越坐越讲究,家具越换越漂亮,心思不用在工作上,而专门在享受待遇上打转的庸俗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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