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體改研究會會長彭森：我們搞了40年改革，爲什麼還遠遠沒有完成？

商灝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彭森最近在一次專題研討會上，講述了一個故事：2011年的時候，請了一些外國專家對中國改革提一些意見和建議，當時有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邁克爾.斯賓塞、前世行駐華首席代表林重庚等人。“我當時在發改委分管改革，陪他們談了整整兩個半天。我都講完了以後，問外國專家有沒有什麼看法，斯賓塞教授講，中國改革建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廈，你們把大樓建立起來了，遠處看很宏偉，但是近處看還有很多問題：窗門是不是都安對了？裏面的動力系統、信息體系、穩定系統，很多系統還沒有真正按照市場的辦法運行。比如說像競爭政策，公平競爭的原則是不是都落實了？這是一個判斷。另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社會主義最重要的原則，比如說公平正義，落實得怎麼樣呢？還是有很大的差距。外國專家好像很尖銳，實際上我覺得對我們是非常重要的啓示，即中國市場化改革還遠遠沒有完成。”

改革需要明確定義，改革無止境

談到了四十年改革之所以沒有完成的幾個深刻原因，彭森說，我們搞了40年改革，爲什麼還遠遠沒有完成？這個問題確實給我們出了一道難題。但是想想，原因可能無非就是幾個方面：

第一，涉及對改革的定義。是一般意義的改革，還是市場化改革，或是五位一體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定義始終在調整。

第二，改革的目標模式、改革的路徑存在着重大的爭論，到今天也沒有停止。突出一點就是對計劃經濟批判得是不是很徹底？近來有人強調，計劃經濟還有計劃經濟的好處，我們搞的“一五”、“二五”，初步建成了較完備的重工業體系，這都是計劃經濟的優勢。對計劃經濟的前20多年反思、總結、批判，還遠遠不夠。關於走向市場的進與退，對市場經濟本身的爭論一直都沒有緩解和停止。去年還出現了“民營經濟離場論”的風波，出現了“私有制滅亡論”的提法，這都不是偶然，都反映了社會中長期存在的左傾思想基礎。

第三，對改革的長期性、艱鉅性、複雜性的認識還是在不斷深化。

彭森特別舉例對此判斷加以說明：

在改革初期，對於改革所需的時間，比較普遍的認識是，改革比較容易就可以完成了。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改革開放路線，體改委是1982年才建立的。1982年成立時還是由當時國務院總理兼體改委的主任。1982年的3月25日，在第一次體改委黨組會上，他講了幾句話，第一句話，體制改革重點是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計劃和市場關係的問題，一個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第二句話，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說到底就是改計劃體制，這也是講到了要害。第三句話，講到了改革大致需要的時間：總的考慮，用十年左右的時間完成改革這件大事，我看可能十年用不了，五年又太少，你們體改委能不能搞個6年的規劃？到1988年，基本完成改革的任務。這代表的是當時中央的判斷，不僅僅是他個人的判斷。因爲兩年以後十二屆三中全會做改革決定的時候，文件裏面有一句話——在分述計劃改革、國企改革、價格改革、勞動工資改革以後指出，總體來說改革應該根據國民經濟各個環節的內在聯繫和主客觀條件的成熟程度，分輕重緩急和難易，有先有後、逐步進行，爭取五年左右的時間完成。這意味着1980年代末要完成改革。但是實際上那時候改革連目標模式都沒有定，1986年又出現反自由化的思潮。1987年李鐵映來體改委兼任主任，第一項工作就是組織“三、五、八”規劃。後來我專門問他，爲什麼搞“三、五、八”規劃？他說來的時候中央就交代了，原來想1988年、1989年能完成，看來不行了，能不能再搞8年，搞到1995年？這是有明確任務的。所以“三五八”就是這麼來的。後來搞了8個課題組，當時吳敬璉老師一個組，社科院劉國光一個組，人大吳樹青一個組，北大、中央黨校都參加了，最後大家普遍認爲1995年能完成。吳老師那個組當時提出來，1年穩中起步，2-4年基本轉軌，5-8年鞏固完善。而實際上到了1992年才確定改革的目標模式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以很不容易。

到了上世紀末的時候，又一次開會總結改革經驗。李鐵映深有感觸地說，我們當時把改革看近了、看淺了、看易了，看來是發展無止境，改革無止境。“這是改革的親歷者、見證者得出的結論。我覺得這一條體會很重要。”

彭森還提到，從去年的下半年以來，中央對市場化改革又發出了明確的新的信號。去年7月31日，政治局會上首次提出穩中有變，國際上面臨重大風險挑戰。後來到了12月13日政治局會上又新提出了“五個堅持”，其中第五個新的提法，就是堅持深化市場化改革和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這個提法近幾年提得比較少了。2015年以來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市場化改革說得少了。習總書記講的“五個堅持”，一是穩中求進總基調，二是新的科學發展理念，三是高質量發展，四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第五事明確提出來深化市場化改革，這有很大的變化。到40週年慶祝大會上，總書記專門講了，要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的改革相統一，目標導向改革中央是第一次提，目標導向改革講的也是市場化改革，明確提出來。兩天以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有一個新的提法，推進“四梁八柱”性質的改革，這個也是和目標導向、市場化改革相一致的。

彭森說，今年1月23日，中央深改委第6次會議又提出來，要對標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方面取得決定性成果，要多抓根本性、全局性、制度性的改革。到了3月5日，“兩會”上李克強總理作了工作報告，明確提出來要通過市場化改革的方法來破解當前發展中的重大難題。我覺得從中央一系列關於改革發出新的信號，對我們下一步繼續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提出了一些新的任務。

判斷與訴求：當前必須重振市場化改革

彭森是和宋曉梧、張維迎、樊綱、王小魯等，參加4月24日在國民經濟研究所和社科文獻出版社聯合主辦的“《改革之路——我們的四十年》和《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8）》新書發佈研討會”時發表上述觀點的。

這幾位“市場化改革派”的重要學者認爲，回顧中國改革四十年來的不平凡經歷，可以清楚地看到，堅持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基本方向、堅持以惠及人民大衆爲改革和發展目標，是過去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經驗。當前，改革與發展都處在一個重要關頭，能否繼續推進改革，是未來能否繼續保持良好發展勢頭的關鍵。

他們贊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常務理事，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在《改革之路：我們的四十年》中所提出的關於中國經濟增長仍然有巨大潛力的三個判斷及改革訴求：

第一，目前中國城鎮化率還不到60%，未來城鎮化發展仍然有巨大空間，能夠繼續發揮火車頭的作用，爲經濟增長提供動力。但相關體制和政策需要調整，特別是要把城鎮化中“見物不見人”的傾向，轉到“以人爲中心”的軌道上來，並推進土地制度改革。

第二，民營經濟蘊藏着巨大的發展動力。改革四十年的經驗證明，民營經濟部門的增長始終引領着整體經濟的增長，不僅增長更快，而且投入產出比更低（即以更低的投入帶來同樣的產出），在經濟不景氣時減速更慢，恢復時復甦更快。只要有公平競爭的條件，民營經濟的未來發展潛力就仍然巨大。因此改善市場環境，促進公平競爭，政策一視同仁，減少行政干預極其重要。

第三，科技進步和創新能夠爲未來增長提供強大動力。近些年來，在一些領域裏，市場導向的科技進步已經出現了加快的苗頭。而要讓這些潛力得到釋放，除了需要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還需要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使知識產權得到充分保護，使創新得到尊重、收到回報；同時需要改革科研體制和教育體制，去行政化，增強市場激勵，鼓勵多元化發展。

他們也贊同王小魯、樊綱、胡李鵬在《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8）》中提出的關於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五大判斷和一項重大改革訴求：

第一，自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體制經歷了多方面的改革，基本上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了市場經濟體制。這些改革極大地煥發了經濟活力，加速了經濟增長，使過去40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率達到9.5%；中國從人均GDP不到200美元的低收入國家成長爲人均GDP約8800美元的中等收入國家；經濟總量上升到世界第2位；居民收入實現了大幅度提高，福利大爲改善，數億農村貧困人口擺脫了絕對貧困。

第二，中國經濟能夠實現如此大進步，最根本的條件就是市場化改革。

第三，市場化改革並未完成，還有很多方面改革不徹底。中國目前的市場體制仍然是不完善的，而且經歷了進進退退。市場在一些方面的資源配置中並沒有起到決定性作用。尤其是在過去某些時期，政府對市場的行政干預有所上升，經濟中的不公平競爭現象有所增加，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所減弱，收入分配出現惡化。

第四，這些導致了經濟結構失衡和增長動能減弱，使經濟面臨重大挑戰。

因此，他們特別強調：中共中央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和十九大報告中都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這一改革還沒有到位。重振市場化改革，是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最重要任務。

從諸位學者在會上發言的內容看，他們非常強調實證分析，並據此一共提到多個方面的判斷和改革訴求，涉及改革的定義、國企改革的關係，以及關於中國模式的疑問。

兩本書的背景透露多個重要信息

據研討會主辦方介紹，《改革之路：我們的四十年》是王小魯從改革親歷者和研究者的視角，對四十年改革開放做出的總體回顧和梳理，並依據大量事實和數據分析說明中國爲什麼走上改革之路，改革取得了哪些進展，遭遇了哪些阻力，遺留了哪些問題。書中分不同時期回顧了農村家庭經營、鄉鎮企業和民營經濟發展、特區和沿海開放、國企改革、價格雙軌制改革、財稅金融改革、股份制改革、住房改革、社保體系建立、加入WTO、推進城鎮化發展、反腐等一系列改革歷程，分析了這些改革發揮的作用，爲讀者展示了一幅當代中國經濟改革變遷的歷史畫面。

主辦方說，《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8）》作爲國民經濟研究所的最新課題成果，旨在對過去一個時期中國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以下簡稱各省份）市場化改革進展的總體情況和不同方面的進展情況進行評價；發現進步，找出薄弱環節和制約因素，評價不同方面的得失，衡量各地區的市場化相對進程；爲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做一些基礎性的工作，爲決策和改善政府工作提供參考，爲學術研究提供數據，爲企業經營者、投資者和廣大讀者提供背景情況。

據介紹，中國市場化指數課題從2000年開始進行，至今已經持續了19年。到上一個報告（2016年報告）爲止，已出版了7個報告，報告系統地分析和評價了全國各省份的市場化相對進程。本報告是該課題的第8個研究報告。

據瞭解，“中國市場化指數”由五個方面指數組成，分別反映市場化的某個特定方面。它們是：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產品市場的發育程度、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市場中介組織的發育和法治環境。爲了全面反映市場化各個方面的變化，每個方面指數由若干分項指數組成，有些分項指數下面還設有二級分項指數。報告中稱最低一級的分項指數爲基礎指數。本報告中的市場化指數體系由18項基礎指數構成。爲了保持市場化指數的客觀性，基礎指數的計算全部基於權威機構的統計數據或企業調查數據，不採用由少數專家根據主觀評價打分的方法，並儘量避免採用不可靠的數據。

主辦方說，《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8）》通過大量數據分析得出三個結論：1，中國市場化進展2008年以後有所放緩，“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方面值得關注；2，浙江市場化評分超過上海躍居第一，北京從第五降至第七；3，全國市場化程度仍存在顯著差異：中部地區發展進程較快，東北地區落後於全國平均水平。

彭森表示，根據中央的要求和市場化改革的進程，這兩本書肯定會得到社會上很高的評價，分省份市場化指數的報告也應該更有信心、有條件把它越做越好。

而彭森對兩本書提出的兩點建議，則透露了一些重要信息：

第一，市場化指數報告，已經形成了品牌和完整的體系，要考慮連續性，但是也要考慮一些新的變化，從今年開始，市場化改革正在抓幾個大的標誌性任務。一是，全面落實2018年版市場準入制度，這個制度已經邁出了一大步。二是，公平競爭審查制度，雖然是2016年年底出臺，要求2017年中央一級推廣，2018年在全國推廣，但是進展比較慢。今年政府工作報告、計劃報告都反覆強調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重要性。這也是我們研究市場化指數一定要關注的。

第二，小魯的書講了對政府和市場關係的看法，特別是用了一些數字，這個數字有一組還需要更加慎重一點。公共部門投資佔GDP的比重，從書中看，政府和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佔GDP比重，1978年、1990年、2000年、2010年、2017年好像增加得很快，實際上這幾年全社會總投資佔GDP的比重上升得更快。改革初期的時候，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佔GDP不到20%，2001年的時候突破30%，到2010年的時候突破60%，到了2017年已經突破70%。所以我們一直說要解決投資拉動的傳統發展模式轉化，經濟轉型問題還沒解決好。但是，政府投資在總投資中比重在下降。2003年，中央政府的總投資佔全社會總投資的比重，當時中央政府投資差不多2000多億，全社會總投資是多少呢？5萬多億，佔5%左右。這幾年中央政府投資翻了一番，2018年5600多億，但是社會總投資到了去年已經67萬億了，中央投資佔比連1%都沒有了。如果考慮中央審批項目投資佔比，變化也很大。過去一年國家發改委要審幾千個項目，佔整個社會投資的20%以上；現在經過中央政府來審批的投資項目已經大大下降了，只有幾十個重大項目，投資佔比可能連5%都沒有。這些變化還是要客觀地分析認識。（作者曾爲中國改革雜誌副主編，現爲本報編委、總編助理、國際評論及文化部主任）

責任編輯：徐芸茜 主編：商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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