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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30日，武昌起義20天后，清廷一天之內連下四道上諭，做出大幅度讓步、妥協，企望漸成燎原之勢的“亂事”能因此迅速平息。一天之內，連發如此四諭，且讓步妥協之大，出人意外，足見清廷心情之急迫。

給清政府打擊、震撼最大的，是10月29日，北方這一天之內發生兩件大事。

• 一是太原革命黨和新軍發動起義，擊斃山西巡撫陸鍾琦和四十三混成協統領譚振德，成立山西軍政府；

• 二是駐河北灤州新軍二十鎮統制張紹曾聯合統領藍天尉等人發動“灤州兵諫”，電奏朝廷，提出速開國會、改定憲法、組織責任內閣、皇族永遠不得充任總理和國務大臣、特赦國犯等十二條要求。

然而，革命的扳機一旦扣動，就很難停下來，這四道上諭未起任何作用。嚴復認爲，如果一個月前做到其中任何一條，效果就會大不一樣。但是“歷史現象往往重演。這和十八世紀末路易十六所作所爲如出一轍。所有這些都太遲了，沒有明顯效果。”

2

這“急於星火”的四道上諭，對大清王朝生死存亡來說，究竟是一個月前抑或更早一些頒佈效果纔會大不一樣，很難精確“度量”。但清王朝肯定錯失，或者說浪費了一些歷史的節點。不必從鴉片戰爭細往後數，僅盤點一下這四道上諭的內容，就知其最近浪費了哪些至關重要的歷史節點：

——此時清廷許諾“速行憲政”“速定憲法”。然而就在一年多以前，從1910年1月起到12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以地方士紳爲主的“立憲派”發動了四次大規模的國會請願運動，聲勢浩大，遍及全國。儘管“開國會”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協，不願讓出點滴權力，拒不開國會，拒不立憲，反而採取越來越激烈的手段鎮壓立憲運動，結果必然是立憲派的激進化、革命化。

對是否組織內閣、開國會，清政府內一直有不同意見。載洵、載濤是攝政王載灃的兩位親弟弟，他們掌握海陸軍大權，因曾出洋考察，思想相對開明，支持立憲。但權傾一時，掌控軍機處大權的親慶王奕劻卻表反對。兩江總督張人駿、陝甘總督長庚、陝西巡撫恩壽、直隸總督陳夔龍也反對立憲。

1910年秋，張人駿得知李經羲、錫良等人商議奏請設立內閣與開國會時，立即通電各省督撫表示反對。對張人駿等人的主張和觀點，錫良等一大批官員起來反駁。但幾天後，錫良等人得到的是朝廷仍決定三年後再開國會的消息，焦急萬分，於11月1日又上一折，再次強調速開國會、建立內閣的緊迫性。

這次電奏，比上次少了張鳴岐、寶棻、廣福，但增加了上次未列名其中的閩浙總督松壽和四川總督趙爾巽。此奏不長，但對形勢的分析非常透徹，尤其提出朝廷應防“官邪”，而不是防“民氣”，一針見血。載洵、載濤二位皇叔的意見，錫良等一干大臣的奏摺，全都未發生作用，最終獲選的是先成立內閣、後開國會這種相當保守的主張，朝廷於1910年11月4日發諭公佈。

如果清廷一年前能接受、採納載洵、載濤和錫良等人的建議，結果或許不一樣。

——此時清廷特赦“所有戊戌以來”的政治犯，從改革的康、梁到革命的孫中山。然而，就在三年前，1908年8月中旬，風聞梁啓超有可能回國領導立憲，清廷突然下旨查禁梁領導的政聞社，由於清廷嚴禁，梁啓超不得不解散政聞社。

清廷此舉無疑“爲淵驅魚、爲叢驅雀”，愚蠢之極，一些高官也大爲擔憂、不滿。無論是資政院議員，還是封疆大吏，甚至兩位“皇叔”，他們的有關建議全被否定。如果朝廷在十個月前，即1911年1月能接受、採納他們的建議，結果或許不一樣。

——此時清廷取消皇族內閣，承認其“與立憲政體不能相容”。但就在五個多月前的5月8日，皇族內閣甫一成立，就遭到“天下人”痛責，使真正決定王朝存亡的士紳階層憤怒異常，對其抱有一線希望者也與其迅速疏遠，最終棄它而去。而且，立憲派最上層少數領導仍不放棄最後希望，仍想走相互妥協的改革之路。如果三個月前的7月5日就能妥協，結果或許不一樣。

——此時清廷承認鐵路收回國有政策是被奸臣所欺騙，“動違輿論”。但就在五個多月前的5月9日，皇族內閣成立第二天頒諭宣佈“鐵路國有”時就知道會遇到激烈抨擊、反對，尤其是立憲派、紳商的激烈抨擊、反對，所以諭旨中強調“如有不顧大局，故意擾亂路政，煽惑抵抗，即照違制論”。此舉必然激起民衆強烈反對，清廷卻下嚴旨曉諭商民“如再不服約束，格殺勿論”。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順應民情，不僅代川民上奏，並且自上密摺請朝廷改變決定，將始作俑者、郵傳大臣盛宣懷治以欺君誤國之罪，同時請朝廷治自己以同等之罪以謝盛宣懷。然而，清廷大怒，將盡職盡忠的王人文調離，並令其進京候訊，準備治罪。

8月初，新任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到任，深感解決川民“保路”風潮只能府順輿情，也上奏朝廷請求改變決定，但第二天清廷卻傳旨命令趙爾豐嚴厲鎮壓保路民衆，同時，朝廷已派端方從湖北帶新軍入川查辦。在這種情勢下，趙爾豐轉而血腥鎮壓保路民衆，最終直接引發武昌起義。

結果，爲平息事，朝廷不得不於10月26日下令將一切責任完全推給盛宣懷。如果清廷早幾個月聽從王人文的建議改變決策，將盛宣懷治罪；或者哪怕一個多月前，聽從趙爾豐的建議改變決策，將盛宣懷治罪，結果或許不一樣。

3

正如嚴復所說，“所有這些都太遲了”。此四道諭旨頒下後，未起任何作用。就在10月30日當天，革命黨和新軍在昆明發動起義，成立軍政府。11月3日，貴州、浙江、上海的革命黨和立憲派發動起義；這一天，清廷急忙公佈《擇期頒佈君主立憲重要信條折》，即所謂“十九信條”，完全接受了當初立憲派提出的條件，體現了英國式“虛君共和”內閣制。

但這種局面下，“十九信條”沒有、也不可能起任何作用，革命仍在繼續。11月7日，廣西、安徽宣佈獨立。8日，福州革命黨與新軍起義。9日，廣州宣佈獨立；同一天，清廷萬般無奈答應袁世凱提出的種種條件，頒佈《命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諭》，授命袁世凱組閣。此時，清王朝只能任人擺佈，由袁世凱與革命者來決定其命運了。

現在頗有論者認爲辛亥革命過激，打斷了晚清的“立憲”。其實，是清廷自己斷送了“立憲”，許多歷史的“節點”被浪費後，它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窄。最後時刻或有一線希望，但立憲派的要求被斷然拒絕，錫良、趙爾豐這一干封疆大吏的懇求被否決，連載洵、載濤兩位皇叔的意見都不被採納時，清廷確是自己選擇了一條不歸路。

（摘自《領導文萃》2019年4月上）

稿件來源：搜狐網歷史

責任編輯：蕪影

新媒體編輯：箋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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