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是日本特有的一種道德準則與精神支撐，它的核心內容包括名，忠，勇，義，禮，誠，克。因爲武士道最初被日本所使用的目的是培養屬下武士對主君的絕對忠誠，所以“忠”一直是武士道中最爲重要的內容。

武士道在日本所起到的作用也十分明顯，在近代被日本的武士及軍隊廣爲傳播。以日本的說法，其在近代數次戰爭中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日清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太平洋戰爭等。即便是現代，日本人的思想中依然留有一定的武士道精神的刻痕。一、日本武士道之忠

“忠”是日本最高的倫理道德觀念，也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價值核心。“忠”的觀念在日本道德觀尤其是日本武士道中如此重要，是源自於日本古代的主君對下層武士的思想控制需要。

忠之精神自1192年以來，在日本起到的作用可以說是翻天覆地型的。在中國，中國把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作爲人民行爲的指導，在日本把忠卻放在了首位。尤其是明治維新以來，起到的作用則更加明顯。

在關於日本武士道及其忠義思想理論體系中，日本的兩位大師——新渡戶稻造及井上哲次郎處於十分重要的地位。二、日本武士道論

（1）新渡戶稻造

新渡戶稻造出生於1862年9月1日，於1933年10月15日在加拿大溫哥華去世。日本近代著名國際政治活動家、農學家、教育家。他的一生致力於東洋文化與西洋文化的融合與互通，曾編寫《武士道》一書。

新渡戶稻造出生在巖手縣盛岡市，後來就讀於札幌農學校（今北海道大學）。曾擔任國際聯盟副事務長，參與創建了東京女子大學並擔任了第一任校長。爲了表彰新渡戶稻造的傑出貢獻，日本銀行將其作爲1984年到2004年間流通使用的日本銀行券5000日元的幣麪人物。

新渡戶稻造對武士道的理解幾乎都集中到《武士道》這本書中。他認爲“忠”是武士道中最核心的精神，高過其他各種武士精神:“然而在武士的名譽信條中，忠誠才獲得至高無上的重要性。”

在新渡戶稻造的認識裏，武士道精神中的“忠”已經是一種常人不能理解的近乎一種“愚忠”的精神，雖然他本人並不這樣認爲。在他《武士道》中關於“忠”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主君”被另一個“主君”所殺，但是留下一個孩子即“幼主”。

敵人要求“幼主”的手下將其首級帶去，這名手下爲了保全“幼主”，殺掉了另一名很像“幼主”的孩子矇混過關。這個孩子的父親也效忠於被殺的“主君”，聽說了這件事後高興地對孩子的母親說:“喂！老伴高興吧！孩子已經效忠了！”

在其他讀者看來，這是一件讓人覺得殘酷的故事。因爲自己素未謀面的“幼主”，就要一個母親犧牲掉自己的孩子，讓一個孩子失去自己的生命。可是我們不知道的是，因爲接受了武士道精神的教育，這個孩子在赴死時是自願甚至是興奮的。

在他看來，這是一個向主人證明自己忠誠的好機會，對自己將要失去的生命全無留戀。不僅是孩子，甚至他們的母親也會鼓勵他們這麼做。

正如新渡戶稻造在書中說的:“武士道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忠，婦女也鼓勵他們的兒子，爲主君犧牲一切。”新渡戶稻造的認知裏，包含着日本武士道是“忠”之宗教的理解。忠要求信奉武士道的人們把生命作爲一種供奉、效忠君主的手段，而非做事時需要額外考慮的東西。

他曾在《武士道》中寫道:“如果不能完成君主交給的任務，那簡直比死還可怕。”

在這本書的觀點中，儘管武士道具有這樣近乎“瘋狂”的主君崇拜，新渡戶稻造卻並不認爲武士道是鼓勵人們作爲主君的奴隸。他認爲忠不僅僅是簡單地服從主君的命令，還有必要的對主君錯誤的勸諫。他認爲有忠之精神的武士，敢於提出主君的錯誤並促使其改正。

與其他文化有些區別的是，武士道文化強調即使“君不君”，也不可“臣不臣”。意思就是說即使主君是殘酷暴虐的，沒有主君該有的樣子，臣下也不能忘記自己的本分，不能離主君而去改投他人，更不能取主君而代之。

在這種情況下，武士道精神鼓勵臣下做出各種手段來挽回主君的行爲來促使他改正。

如果主君不接受勸諫並責罰於自身，“這時，武士通常採取的辦法，就是濺自己的血來表明言的忠誠，以此作爲對主君的明智和良心的最後申訴。把生命看作是臣事主君的手段，而其理想則放在名譽上面。”

這就是新渡戶稻造對於武士道精神中“忠”的理解與詮釋:爲了主君，武士可以犧牲自己的一切。

同爲武士道精神方面研究的大師，井上哲次郎對於武士道的理解，與新渡戶稻造有着一些相似之處，也不可避免地有着些不同。正因爲各種說法與思想的同時存在，我們才能更好地從各個方面來認識與詮釋武士道的忠之精神。

（2）井上哲次郎對武士道之忠的理論

井上哲次郎是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個時期的哲學家，可以說是日本哲學界的“三朝元老”。井上哲次郎於1855年在筑前國出生，因爲少年時代就讀於漢學塾的原因，對漢學有了一定的瞭解與興趣。

20歲時他進入東京開成學校學習兩年後考入東京大學文學部哲學系，開始了他的哲學生涯。1880年畢業後主辦《東洋學藝雜誌》。

1884－1890他年留學德國研究德國觀念論哲學，並將德國的哲學體系傳播到日本。後來參加主持撰寫註釋《教育敕語》的《敕語衍義》。

井上哲次郎對武士道精神也有很深的瞭解，爲了日本政府他主持撰寫了各類教育人民的武士道精神的教材，其中包括了對未成年人的教材，鼓勵他們堅持武士道。井上哲次郎對於武士道尤其是忠精神的作用大加讚揚。上文所提到的武士道精神對近代戰爭作出重要貢獻的觀點就來自於井上哲次郎。

他將日俄戰爭中日本的勝利都歸功於武士道精神:“如若問文明利器之狀況，則我未必勝於彼，彼反倒優於我。然而，我軍斷乎制勝，彼俄軍則百敗而無一勝。何以使然?這是因爲我有壯烈之武士道精神。”

傳統的武士道精神注重八項個人修養，在井上哲次郎的觀點裏忠被放置於一個很高的地位甚至於只注重於忠而無視了其他的美德。在1912年井上哲次郎出版的《國民道德概論》裏，強調了忠與“死節”的重要性。

與新渡戶稻造武士道中關於忠的詮釋不同的是，井上哲次郎強調的忠更多是忠君愛國。在之前，武士道精神的忠強調的是對自己主君的忠，這個主君是指地方上的一些高等階層。而在井上的觀點體系中更強調對天皇的忠誠，然後又加入了“愛國”這一觀點。

這是爲了日本政府、日本軍部實現軍國化而推行增加的觀點。他認爲武士道的根本，在於日本萬世一系的皇族思想，在於爲一種“崇高”主義奉獻自己的一切。這種崇高主義就是忠君愛國，忠於天皇忠於軍國。這是井上哲次郎對於忠的不同看法，對於天皇和國家赴死，可以說是井上哲次郎武士道觀的指導思想和理論總結。

實際上，井上哲次郎的這種禁錮、甚至於“奴化”國民的武士道思想把國民變成了爲天皇、爲軍部奉獻的工具。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我們可以看到十多歲的孩子在軍國主義、變質的武士道思想的指引下投入對中國人民的暴行中去。

甚至於在侵華戰爭失敗後，還有大批信仰武士道的日本軍人、軍官選擇剖腹自盡來彰顯對天皇的忠誠，這是應該加以反思和批判的。

（3）在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精神與井上相比，井上哲次郎對“忠”的重要性更加重視，由於井上的背後有着日本軍部的影子，同時限於井上本身所處時代的侷限。井上哲次郎對“忠”的凸顯已經完全蓋過了其他精神，將武士道中的“仁”、“智”等可貴精神忽視甚至於完全拋之腦後，只剩下爲軍國主義服務的畸形“死忠觀念”，這是他與新渡戶稻造武士道觀念的主要區別。三、總結:

武士道精神總體上來說是一種有利的道德觀念，它對於日本的武士、人民有着提高自身能力與素養的作用。然而在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假以井上哲次郎等哲學家的名義，對日本武士道中的“忠”與“勇”做出了過度凸顯與歪曲。日本人民受到這種畸形的武士道精神影響，這是十分可悲的。

參考文獻:

《武士道》

《新修國民道德概論》

《貴州師範大學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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