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抗戰初期指出：“只有依靠成千成萬的好乾部，革命的方針與辦法才能執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戰爭才能出現於中國，才能最後戰勝敵人。”

毛澤東稱讚過唐朝的武則天，說“武則天確實是個治國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識人之智，還有用人之術”。其實，這也是他的用人之道，是他個人對“用幹部”的總結，他本人正是這樣做的，從而才使他成爲知人善任的能手。

第一,要有識人之智。“識人之智”，其實就是毛澤東說的“善於識別幹部”。毛澤東所處的時代，亂治交織，人才的標準也與古代大爲不同。他曾引用白居易的“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詩句，來說明識人之難。

他看人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眼光。 毛澤東重“才”更重“德”，尤其強調“德才兼備”。德，即政治覺悟、道德品質和思想作風，不同時代賦予德的內容不盡相同。在毛澤東看來，“德”是統帥，是靈魂，是管政治方向和政治觀點的。

毛澤東也曾說：“必須善於識別幹部。不但要看幹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幹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這是識別幹部的主要方法。”比如，他根據多年來對羅榮桓的觀察，作出判斷：“榮桓同志是個老實人，可又有很強的原則性，能顧全大局，一向對己嚴，待人寬。做政治工作就需要這樣的幹部。”

井岡山斗爭時，毛澤東就發現了他許多可貴的品質：凡是要求戰士做的，自己首先做到；打仗時衝鋒在前，退卻時掩護在後；行軍時爲病號扛槍，宿營時下班查鋪。於是就讓羅榮桓當了紅四軍政委，上任後果然不負所望，把紅四軍的政治工作包括後勤工作做得有聲有色。

毛澤東曾提出六條“賢才”的標準，即“能否堅決地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羣衆有密切的聯繫，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幹，不謀私利”。不難發現，其中，只有一條是“才”，其餘都屬於“德”的範疇，就是說，政治、能力，不能缺一，但以政治爲主。

作爲新時代的領導幹部，就要注重在改革發展穩定的實踐中考察和識別幹部；把完成重大任務、應對重大事件作爲檢驗和考察干部的主戰場，作爲識別和使用幹部的主陣地；識別和評價幹部的政績，要做到全面、客觀、真實、科學，防止片面性和簡單化。只有全面識別幹部、動態識別幹部、科學識別幹部，我們黨才能造就今天大批有理想、有才幹、有能力的高素質精英，才能奪取明天改革發展穩定的更大成就。

第二，要有用人之術。美國企業家查雪爾曾說：“授權，是一個事業的成功之途。它使每個人感到受重視、被信任，進而使他們有責任心、有參與感，這樣，整個團體同心合作，人人都能發揮所長，組織也纔有新鮮的活力，事業方能蒸蒸日上。”

毛澤東“用幹部”就非常善於授權，“用則不疑，疑則不用”，即注重發揮下屬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在戰爭年代，他給前方將領的電報和指示，很多都寫有“請酌辦”、“望機斷行之”、“請按實情決定”等語句，甚至專門囑咐“臨機處置，不要請示”。毛澤東曾三賦粟裕指揮決斷權，稱"不要請示"，最終都取得了戰爭的勝利。

而蔣介石在戰役指揮時下達的電文裏充滿了“務必”、“限於”、“特令”等嚴厲詞句，甚至常常強調“倘有延誤，決按軍律從嚴懲處，不稍寬待”。據說當年在國民黨軍將領之中曾流傳一個段子，那就是，"沒有老頭子的命令，前線的一個師長不敢調動門口的哨兵"。段子固然可笑，但蔣介石的這個指揮風格也被彰顯無遺。有關蔣介石"越俎代庖"的實例，幾乎信手拈來！淞滬會戰期間，第9集團軍司令張治中打着打着，突然發現原本歸自己指揮的18軍找不見了。一番打聽之後才知道，原來是被"蔣先生"調走了，而自己卻被矇在鼓裏。

一些大的戰役，蔣必親自遙控指揮，通過電報、電話，頻頻傳佈命令到前方，不僅越級指揮集團軍和軍，甚至直接指令到團、營一級。

遼瀋戰役中與東北衛戍司令衛立煌意見相左，硬性指揮瀋陽的廖耀湘兵團西進解錦州之圍，結果導致東北國軍最精銳的廖耀湘兵團12萬人一夜之間灰飛煙滅，其中包括去過緬甸戰場的全部美械裝備的國民黨五大主力之一的新六軍。廖耀湘兵團的滅亡直接導致了瀋陽的解放，東北國軍幾乎全軍覆沒。

淮海戰役中蔣介石命令西撤中的杜聿明30萬人南下解黃維兵團之圍，結果導致杜聿明大軍被包圍，冰天雪地20多天後17萬人被俘，黃維兵團亦被全殲，如果沒有蔣的瞎指揮，估計還能跑出去幾個兵團，淮海戰役結束。

蔣介石雖然爲軍事科班出身，其屬下也戰將雲集，但在具體的戰役指揮上，他卻總是疑心重重，不善於“授權”，反而橫加干預，這不能不說是他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唐朝的陳子昂曾提出“用人四忌”，即“好賢而不能任，能任而不能信，能信而不能終，能終而不能賞，雖有賢人，終不可用矣”。毛澤東與蔣介石可以說是這“四忌”的兩個相反的典型。

古人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戰場上形勢瞬息萬變，只有前線指揮最熟悉，需要臨場發揮，當機立斷。如果對第一線的將領規定過死，勢必束縛他的手腳，不敢負責，造成貽誤戰機。

第三，要有容人之量。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俗話說，有多大肚量，成就多大事業。毛澤東能夠使中國“舊貌換新顏”，與他非凡的“容人之量”不無關係。用幹部，毛澤東不主張求全責備，他說：“一個人，纔有長有短，性情習慣有惡點亦有善點，不可執一而棄其一。”特別是對那些犯錯的人，不能只看到他的錯，而要使他知錯大爲。

毛澤東常說在用人問題上反對山頭主義，同時在實際的人事安排中，又要照顧到山頭。比如，對於來自不同根據地的、不同方面軍的、不同部門的以及不同工作區域的幹部，在任用時他常常注意平衡，避免一派獨大，並強調要正確處理“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的關係，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的關係……老幹部和新幹部的關係”，還要“善於和非黨幹部共事”。能不能處理好這些關係，關鍵就在於是否從黨的事業出發，有“容人之量”。

在他看來，“我們民族歷史中從來就有兩個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親’的路線。前者是正派的路線，後者是不正派的路線”。而中國共產黨的幹部路線，就是任人唯賢的路線。

他一再強調，所有幹部都是“一個父母生的”，是黨的財富，不要分彼此；只要是願意爲革命事業出力的人，不管他來自什麼地方，不管他是什麼出身，即使是自己以前的仇人，與自己意見不一致的人，反對過自己反對錯了的人，都要能夠不記前仇，捐棄前嫌，團結任用。

他十分警惕舊官場中“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腐敗現象，多次告訴祕書：我們共產黨的章法，決不能像蔣介石他們一樣搞裙帶關係，一個人當了官，沾親帶故的人都可以升官發財。

這一點蔣介石就做得不好，反而注重古代的江湖做法。比如他與馮玉祥、張學良等很多黨政要人都拜過把子，結爲所謂的“金蘭之好”。但到頭來，仍不免分崩離析。再如，他是依靠“黃埔系”起家的。

從國民黨授銜的將領來看，主要來自“日本士官系”、“保定系”、“黃埔系”。抗戰勝利後，“黃埔系”勢力達到了頂峯。此外，蔣介石用人還講究同鄉淵源。“浙江幫”橫亙整個國民黨權力系統。軍事系統有胡宗南、陳誠、湯恩伯等，掌握了國民黨武器最先進的軍隊；特務系統有戴笠、毛人鳳，整個特務系統簡直就是浙江人的天下；黨務系統有陳果夫、陳立夫兄弟。

相比之下，我們黨能夠取得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這與毛澤東有容人之量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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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聶鑫　單位：湖北雲夢縣委組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