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发生在北宋神宗时期，当时的北宋表面看来经济发展迅速，城市繁荣，人民富庶，但其实当时的北宋既面临着农民起义的扰乱，又面临着契丹和西夏的威胁。为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问题，“王安石变法”拉开了序幕，这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社会改革运动，这场改革以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

　　变法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北宋的财政收入，壮大了北宋的军事力量，但是变法受到了很多大臣的反对，其中更有欧阳修、苏轼、苏辙、韩琦、文彦博等名臣，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变法触犯到了保守派的利益。

　　当然作为贤臣国士这些名臣们反对“王安石变法”，绝对不只是出于私心，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王安石变法”中的内容相对于北宋过去的制度来说要先进许多，但其实变法并不适合当时的北宋王朝，欧阳修、韩琦等人为政多年他们深知北宋的弊病，在他们看来，“王安石变法”是很难彻底执行下去的。

　　一、新旧两党之间的矛盾

　　（一）对皇权的看法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官僚系统越来越复杂，在封建王朝中遵循祖宗旧例是官僚集团约束皇帝行为的一项重要制度性手段。宋朝名臣文彦博曾说“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句话十分形象地体现出宋朝时期官僚集团的地位以及与皇权之间的关系，在宋朝，官僚系统对皇权有着极大的压制。

　　而王安石在变法时曾提出“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惧”这句话可谓是公开反对了保守派的执政思想理念。在“王安石变法”的执行下，皇权范围也随之扩张。

　　这种执政思想的差别是保守派与变法派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因，在文彦博等大臣看来士大夫集团通过祖宗旧法来制约皇帝行为的做法是千百年来的传统，是不可改变的，他们的执政理念以传统旧法为根本，而王安石的“三不足”改变了这种观点，将执政理念的基础奠定于皇权之上，否定了旧秩序对皇帝的约束作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皇帝的权利。

　　（二）“新党”官员大多为

　　“旧党”所不齿 “新党”的代表人物王安石是个绝对清廉的官员，位至宰相依然清正廉洁，在变法前，他曾担任16年的地方官，在任期间，真正做到了为百姓们谋福解忧。但是，王安石在用人方面却颇多短视。他在建立“新党”时提拔任用新人，但却没有经过严格的筛选和考核，导致变法派中小人颇多。

　　他所重用的蔡京，李定，吕惠清等人，都不是清正廉洁之人，他们要么贪污腐败，中饱私囊，要么性情卑鄙，气量狭小。吕惠卿更是不顾王安石曾经的举荐，污蔑王安石参与谋反，逼迫王安石下台。

　　这些官员导致变法在落实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但王安石依然一意孤行重用这些人，到最后新法完全变质，不仅没有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反而成为了残害百姓的工具。这样一只变革队伍被保守派所不齿，朝廷中的其他官员对于这些官员也十分不满。

　　（三）“新学”与“旧学”之间的冲突

　　在封建历史中，只要是变革必然会受到阻碍，“王安石变法”也是这样。当时朝廷中手握大权的官员大多主张遵循旧法。

　　这些官员所代表的是大官僚，大地主，大贵族集团的利益，而“王安石变法”无疑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在“青苗法”中限制私人高利贷的发展，以国家发行的贷款取代私人发行的贷款，本意是为了是农民免受高利贷的剥削，但这一制度的实施必然会减少私人放贷的利益。

　　在“募役法”中过去不需要服劳役的官僚地主，需要向政府缴纳免役钱。“方田均税法”更是使官僚地主必须交纳赋税，“均输法”则是通过国营商业机构对全国商品强制实施收购运销，“市易法”则限制了商人对于市场的控制加强了国家对于商业的控制，这些措施所触动的利益集团政治影响力极大，这代表着改革必然要遭受极大的政治压力。

　　在改革发展到一定程度上之后，朝廷中形成了以学术派别为核心的新旧两党之间的争辩，即使保守派的力量十分强大，但王安石的态度依然很坚决，他曾对宋神宗说“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最终这场力求富国强军的变革，竟成为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 （四）王安石打击反对派 王安石是一位极具政治抱负的政治家，但是他对于政治环境的把握不够准确，在“王安石变法”的整个过程中，他缺乏对于舆论的引导，这导致他的政治根基越来越薄弱，也导致变法日益被孤立。

　　在“王安石变法”的实施过程中，遭到了谏官和其他官员的弹劾不满，面对这种情况，王安石采取了镇压的手段，据统计，熙宁元年到四年朝廷就罢免了19位台谏，那些对“王安石变法”稍有不满的官员都遭到了贬谪，这种严厉的手段，致使当时的御史台官员在其位而不敢言其事。

　　在民间朝廷也采取了同样严厉的言论镇压手段，熙宁五年正月，朝廷下令，在首都设置专门的官员来负责监督百姓，禁止百姓评论新法，如果有违反这条规定的，就要遭受刑罚。

　　这虽然导致了朝廷中反对变法声音的减少，但这也导致了变法缺乏政治基础。在“王安石变法”的实施过程中，

　　几乎所有的元老重臣都是反对变法的保守派，除了他们以外，其他受到打击的朝廷官员也纷纷离去，这看似是变法派的胜利，实则不然。

　　二、“王安石变法”在落实过程中的问题

　　（一）变法不适合北宋的社会环境

　　“王安石变法”力求改革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是北宋当时的社会环境并不适合这些制度的实施，比如说“保甲法”对人口进行齐整的管理，在周朝时也有着类似的制度，过去这种制度是一种宗法之下的伦理框架，但到了北宋因为缺乏伦理支持变成了制度性的专权。“市易法”和"青苗法"这些通过国家金融手段进行经济治理的新办法，因为缺乏法律基础造成了与民争利的结果。

　　由于缺少伦理道德、法律基础的支持，“王安石变法”被当时的君子所不齿，被当时的百姓所不满。在王安石去世以后，新法更是转变成了那些奸佞之途，聚拢钱财的手段，这对于新法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二）“王安石变法”在实施过程中急功近利

　　在当时北宋王朝所面临的最首要的问题就是财政空虚，“王安石变法”也着重于解决国库空虚的问题，缺乏对变法进行长期性的规划。整个变法以“富国”为中心，希望通过政府对整个经济过程的干预，增加财政收入，因此“王安石变法”难免带有“敛财”色彩。

　　在变法实施时，主要侧重的也都是对国库增长有利的“募役法”“青苗法”等方面，而真正有利于百姓的“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这难免会引起社会动荡，百姓不安。据统计，

　　在“王安石变法”实施的十几年里，北宋曾发生过30多起农民起义运动，由此可见人民对于新法的反抗，这也是守旧派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原因。

　　总结：

　　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是富国强兵，保国安民，但是由于用人不当，最终导致弊病重生，祸国扰民，这告诉我们改革需要配套的实施对策，需要听取广泛的意见，获得广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