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司马光，有两件事一直让人津津乐道。

一个是他小时候砸缸的故事，人们称赞其反应迅捷；而另一件事就是反对王安石变法，这也使得他经常被人诟病。

所以有些人因为先入为主地认为王安石变法是有益于国家的，而司马光反对就是一件比较“缺德”的事情。

但事实的真相真是这样吗？

反对王安石变法，不能成为司马光不是好人的理由

说起王安石的变法，就不得不提之前的一次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是范仲淹掀起的，而在舆论声势上与之相呼应的是欧阳修发起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两者互相配合，一时间影响极大。

而这次新政的主要目的有三个：

整顿吏治

富国强兵

推行法令

所以范仲淹“条陈十事”，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三点展开的。

说到这里，估计有些人就明白了，为什么提到王安石变法，就要先讲庆历新政。

从内容上来说，王安石变法实际上是庆历新政的延续，两者的目的基本一致，而这个目的就是因为当时宋朝“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这样的国情。

从措施来看，王安石的变法其实就是把庆历新政更为具体化，提出了很多具有实际操作可能的新政策。

从人物关系上来说，王安石和欧阳修等人是统一战线的，本身就是欧阳修提拔起来的人才，而司马光其实也是这个阵营中的一员，和他们类似的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人，那就是苏轼。

说到这里就应该清楚了，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的争端，实际上是他们阵营内部对于变法的分歧，并不是说司马光就铁了心地不想变革。

之所以说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并不代表着司马光阻碍社会进步，是因为王安石的变法有问题。

可能是由于经验不足，也有可能是因为规模太过庞大，进展又特别急躁，王安石变法出现了很多问题。

我们今天认为，王安石变法从根本上是对当时的社会有益的，那只不过是无视了当时遭受变法之人的感受，将社会看做一个冰冷的机器，探讨其运行是否因此而受益。

但是，如果带入到实际的社会环境之中，王安石的变法在当时虽然有人支持，但民间也有极大的反对声浪。

值得注意的是，庆历新政也好，王安石的变法也好，其实都是因为宋朝缺钱了，朝廷要想办法搞点钱出来，那么方法无非两种，一是“节流”，二是“开源”。

我们举几个具体措施，来看王安石的变法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比如解决“冗官”的举措。

“冗官”，顾名思义就是“尸位素餐”的官员太多，本来用不到那么多人来做事，但实际情况确实一个人能做的事分成了很多人去做，效率低下不说，这一部分开销就很大，对宋朝的财政是一个极大的负担。

所以，王安石想要裁撤掉冗余的官员。

这是好事，但要看怎么去做。做好事的目的是为了达成一个好的结果，而不是因为这件事本身是好的，就可以不计手段、不计后果、不计影响地去实施。

王安石确实要裁撤掉“冗余”的官员，但这些裁撤下来的人该如何安排呢？这是他所忽略的事情。

那么可想而知，在官僚体系当中，绝大多数的人都会因策而反对这一举措，毕竟大家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裁撤掉。而一旦被裁撤掉，那么该如何生活，甚至如何生存呢？

王安石只考虑了对社会最为有效的办法，但这绝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它会造成社会动荡，朝政结构出现坍塌。

还有解决“富民”的办法。

王安石推出了“保甲法”、“保马法”、“青苗法”等一系列比较有新意的政策，其运行的流程就是由官府出物资，由百姓领养或者借贷。

比如“保马法”中，官府的马驹由百姓领养，官府给予一定的报酬；“青苗法”里，在百姓遭到了天灾时候，因为没有种子可以种植，那么官府以借贷的方式和农民合作，报酬从秋天丰收的时候抽取。

乍一看是很好，朝廷省钱，百姓挣钱，官府和农民是互利的。

但是，百姓缺少养马经验，如果养死了马驹，需要赔偿；而有一些地方官吏借着“青苗法”的实施强迫百姓购买官府高价的种子，损害农民利益。

这也就是为什么民间有反对王安石的声音，因为这些本意很好的政策在施行的过程中有问题。

司马光等人知道这样的举措在民间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才会去反对王安石继续推行变法，苏轼也是如此，同样反对王安石继续变法。

至于说王安石的这些政策推行之后，确实给宋朝带来了一定的改观，但在这个过程中掺杂着很多底层百姓的痛苦。

这是变革不得不慎重考虑的事情，显然王安石并没有做好，而司马光对此有一定的认识。

司马光在整个历史上也有非常尊崇的地位

司马光除了反对变法会被一些人认为阻碍社会进步之外，其实历史对他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

比如，他死后的谥号是“文正”，这是对封建时代里文人所能得到的最高的荣耀。

凡是能被谥号“文正”的人，都是对历史、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人，否则宁缺毋滥。这个谥号不是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的。

而司马光还是一个有资格陪祀孔庙的儒学家，这在当时也是一个极高的荣誉。

有趣的是，司马光这个人在当时是个“刺头”，很多事情看不惯，于是经常上书提意见，这也和他“言官”的身份有关。

这样一个人在宋代历经四朝，荣誉加身，陪祀宋哲宗，陪祀历代帝王庙，那么可以想见，司马光所提的意见应该多是从家国天下的角度去考虑的，对于社稷存续有着重大影响。

司马光留给后世价值最高的是其所编纂的史书《资治通鉴》，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这部史书的目的非常直接，就是写给后世所有的君主看的，让他们从中得到历治兴亡的教训，悟得治国安民的策略。

需要澄清一点的是，《资治通鉴》也是正史，只不过是没有名列“二十四史”之一而已。

“二十四史”全都是纪传体，所以编年体、国别体等史书就不会计入其中，比如《春秋》、《战国策》、《资治通鉴》等等，都不属于“二十四史”。

但是，这些史书都是“正史”，得到官方认可，编纂者在当时具有极高声望和丰富的学识，其作品的价值对于当时乃至后世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些荣耀不是某一部分人、甚至某一个朝代能绝定的事情，而是经过了很多年时间的沉淀，历朝历代的人民对这些历史名人进行的评判。

有着这些光环加身的司马光，怎么可能是一个坏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