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這就說明了要想皮膚疹得到改善最好是不使用新霜（一半的受試者被問到皮膚霜的問題，數據會故意給反，使得他們認爲皮膚霜有效果）。實驗開始，1111名受試者會被問到他們的一些政治觀點，和一系列衡量他們數學能力的問題。

原文作者，Chris Mooney，科技記者。本文原載於《瓊斯母親》雜誌網站。

翻譯作者，Ernest，哆嗒數學網翻譯組成員。

校對，donke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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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示：新的研究表明，當一個人的政治意識形態受到威脅時，那麼他處理數學問題的方式也會隨之改變。

衆所周知，我們的政治觀點有時會妨礙我們的思考，但是也許我們並未意識到這個問題到底有多糟糕。一篇新的心理學論文指出，我們的政治激情甚至可能會破壞我們最基本的推理能力。更具體地說，這項研究發現，那些非常擅長數學的人會完全放棄一個他們本可以解決的問題，原因很簡單，僅僅只是因爲給出的正確答案有違他們的政治信仰。

耶魯法學教授Dan-Kahan和他的同事們，設計了一項巧妙的研究實驗。實驗開始，1111名受試者會被問到他們的一些政治觀點，和一系列衡量他們數學能力的問題。之後，受試者會被要求對一個涉及（虛構的）科學研究問題的結果做出解釋。這項研究的巧妙之處在於，受試者獲得的虛構的研究的數據是一樣的。但是對於一部分受試者問題會被描述爲評估一種皮膚疹的新皮膚霜的治療效果；對於另外一部分受試者，問題會被描述爲涉及禁止公民在公共場合持槍的法律的有效性。

結果呢？受試者在本質上相同的基本問題表現卻完全不同，僅僅取決於他們被告知的是持槍問題還是新皮膚霜問題。更重要的是，事實證明，擅長算術的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相比於數學能力差的人，更容易讓政治傾向於左右他們的推理。

也許我們要得出這個結論還爲時尚早，要想完全理解這個啓示——反直觀的結果，我們需要先去研究實驗中這個棘手的問題反映的更多的細節。

讓我們從燒腦的皮膚霜版本開始。你可以仔細閱讀下方的圖，看看被受試者被問到的問題（你可以試着用自己的知識進行解讀），或者直接跳到後面的簡短的解釋。

如上所示，受試者被問到的是一個評估新皮膚新霜的有效性的虛構問題。並且在開始受試者會被告知“新療法有時起作用，但有時會使得皮膚疹更糟糕”，或是“不使用新療法，患者的皮膚疹有時會自己好轉，但有時會惡化”。之後受試者會看到一張實驗結果的表格數據，需要回答：“數據表明，新的皮膚霜會讓皮膚狀況更好還是更糟糕”。

數據顯示新霜確實有效嗎？在上面的情形中，正確答案是使用新霜的患者相比於不使用的患者皮膚狀況要更加糟糕。因爲在實驗組中，皮膚得到改善與皮膚惡化的比例爲3:1，而在對照組中，這一比例爲5:1。這就說明了要想皮膚疹得到改善最好是不使用新霜（一半的受試者被問到皮膚霜的問題，數據會故意給反，使得他們認爲皮膚霜有效果）。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在所有的研究條件中，59%的受試者得到了錯誤的答案，也就是說，在很大程度上，因爲想通過快速比較兩個數的大小來獲取正確答案會讓你掉進陷阱；你不得不花時間去計算它們的比值。

毫不奇怪，Kahan的研究表明你的計算能力越強，就越容易答對皮膚霜問題。另外，擅長計算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在這裏沒有顯著的差別。兩個政治團體成員的數學能力越強，他們就越容易答對皮膚霜問題。

現在給出同樣的實驗設計和同樣的實驗數據，僅僅只是給的標籤不一樣。和新霜實驗不一樣的是，Kahan的實驗的另一半受試者被問到的是“禁止公民在公共場合持槍”的法律效果。相應地，這些受試者不是使用有關皮膚疹的數據，然後回答皮膚是好轉還是惡化；而是有關頒佈持槍禁令的城市和沒有頒佈禁令的城市，它們的犯罪率是否下降。

總的說來，受試者只能在下面四種情形中選擇，如下圖所示，正確答案已用粗體表示。

那麼志願者怎麼看持槍版的問題呢？他們的表現和皮膚霜版完全不同，出現了強烈的政治傾向，尤其是那些擅長數學推理的人。令人喫驚的是，當正確的答案是持槍禁令確實有助於減少犯罪時（版本C）,擅長計算的自由民主黨人幾乎完全正確——這符合他們支持控制槍支的政治立場，但是當正確答案是犯罪率上升時（版本D），他們回答地更差。

相反地，對於擅長數學的保守共和黨人，當正確答案是禁令不起作用時（版本D），他們回答得更好，同樣地，當正確答案是禁令起作用時（版本C），他們回答地更差。

、以下是整體的結果，比較“新霜”的版本問題和“禁槍”的版本問題，將他們的表現與他們的政治關係和算術得分聯繫起來，結果如下：

、對於研究者kahan來說，這樣的結果強有力地反駁了在科學和技術研究領域的所謂的“缺陷模型”。這個模型指出，一個人的學識越淵博，推理能力越強，那麼他就越容易在某些問題上與科學家和專家達成更好的共識。比如氣候變化，進化，疫苗安全，以及任何涉及科學或者數據的問題（例如，“禁槍”是否有效）。Kahan的數據表明了一個與直覺相反的結論：政治偏見會扭曲我們的推理能力，而且相對於像對於具有更高科學素養和數學能力的人來說，他們的表現得更加糟糕。“其中擁有最強能力的人最傾向於這樣做，這就有理由相信該問題不是由於某種理解的缺陷而造成的。”，Kahan某次在採訪中說道。

所以那些聰明且擅長算術的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在控槍版本的實驗中究竟做了什麼，導致他們有這樣不同的答案？這有點困惑，但這正是Kahan認爲正在發生的事。

在所有的版本實驗中，我們的第一直覺就是本能地跳進錯誤的結論，例如，如果你僅僅是在第一列中比較哪個數更大，那麼你很快就掉入陷阱了。但是當他們意識到錯誤答案明顯背離他們的政治立場時，更加擅長數學的人都會更有動力和能力去思考得更加深入。甚至會進行一些計算——在這種情形下會有更加準確的回答。

“如果錯誤答案和他們意識形態的立場背道而馳，我們假設這會激勵他們仔細檢查，找出另一種理解的方法。”Kahan說道。換言之，當答案支持他們的觀點時，更加擅長計算的人將表現得更好——但當正確答案違揹他們的觀點時，他們會對正確答案視而不見。

擅長計算的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都選擇了錯誤的答案時？究竟發生了什麼呢？要麼是他們僅僅是依靠直覺，選了一個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感覺對他們而言是正確的，實際上是錯的答案。或者是儘管他們計算出了正確的答案，但是卻拒絕接受，並且還會反駁說爲什麼1+1不等於2。（Kahan認爲大多數人的原因是前者，而不是後者）。

蘇格蘭啓蒙運動的哲學家David Hume 將這種原因解釋爲“激情的奴役”。當今的政治學家和政治心理學家，如Kahan，用大量新數據證實了Hume的觀點。儘管這項新的研究只是衆多該方面研究中的一項，但它提供了迄今爲止最引人注目的證據，論證了推理（尤其是牽涉到政治的）背後所隱藏那個的動機、偏見能達到怎樣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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