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能見，皆因可見。

二戰日本有一份最大的畫報，《中國戰線畫報》，專門派隨軍記者全程拍攝戰場照片，從1937至1941出了100多期，照片刊登萬餘張。

但所有這些照片，都必須遵循一個環節：那就是過審。

根據1937年9月陸軍省《報紙刊登事項許可與否的判定要領》，14種照片不可刊登，簡要列舉如下——

1、未經審查的；

2、執行護送任務的；

3、上海作戰的；

4、在上海黃浦口之外行動的；

5、海軍使用的特種兵器的；

6、鈴木部隊可以，鈴木小隊則不可；

7、兵力集結地，一律以“○○”代替；

8、不能記載偵察機、戰鬥機、攻擊機的種類；

9、艦船、航空器被害狀況，戰死病死者、負傷者的統計數字，一律不報道；

10、艦船的移動可能推察到將來行動計劃的；

11、於我軍不利的照片和報道，不得刊載；

12、有殘害現象的照片，不得刊載；

13、未按規定進行拍攝的軍艦照片；

14、戰前動員會暴露派遣地的。

14條規定來自陸軍省，內容多涉及海軍，或因“業務隔行如隔山”，故特制定涉及海軍方面的報道規範，以備陸軍審查新聞報道時用。

14條鐵規可歸結爲兩句話：可能會暴露軍事計劃任何跡象的，一律不報道；可能給日軍形象“抹黑”的，一律不報道。

這樣一來，不少照片就“見光死”了。

根據當時的攝影條件，一個隨軍記者冒死在戰場上拍出新聞圖片後，要衝洗出來4份圖片原件，配上圖片說明後，按戰場進行分類、剪裁、粘貼在一起，迅速寄到3個地方進行審查：

陸軍省、海軍省、外務省情報局，最後一份自己留着備份，等待審覈消息。

如果審覈回來的照片上蓋的章是“檢閱濟”，則可發表；如果是“不許可”，那就別想發了，而且自己還要負責保密。

1990年代，日本社會反戰思潮再起時，日本報紙把這些當年“不許可”的照片解封，人們才得以在戰爭結束50多年後看到了戰爭的另一面。

這些不許可的照片，多是不利於日軍形象，違反上述14條規定中的一條或N條的。

相對地，這些過審的照片和報道，則以凸顯“皇軍”正面形象，表現日軍“勝利”，激發戰爭“精神”的爲主。

如果僅僅以14條鐵律進行報道，其罪惡或不至於令人髮指，二戰日軍記者拍照、報道最大的惡是，用選擇性的事實進行報道，主動迎合軍國戰爭指揮棒，欺騙侵略戰爭的性質，誘導、煽動不明真相的民衆支持、參加戰爭，在日本國內掀起戰爭的狂潮。

當年《朝日新聞》的隨軍記者今井正剛說，在戰後寫道，南京被攻佔後，“一眼望去，前面是由漆黑的屍體層層堆積起來的山，在屍體之間，有50至100個左右的人影在晃動，他們把屍體拖到江邊後扔進去……”

“完成工作的‘苦力們’，在河岸被排成一列，機關槍聲響起……根據在場軍官的說法，僅僅這次的犧牲者數量，就有大約2萬人左右。”

如此翔實的報道，在當年一定會被蓋上“不許可”的章，所以日本國民是看不到這些真實的新聞和歷史的。

新聞的審查是罪惡之源。日本在這方面行動很早，說明是早有預案的。

1937年7月13日至31日，日本內務省警察保安局、陸軍省、日本內閣等不同層次不同部門相繼發佈對新聞報道的嚴格規定，明確下文強調“思想戰”“宣傳戰”，對不許可的內容進行明確。

控制新聞的另一個絕招是，合併報社，然後限量給報社提供新聞紙，不聽話，不積極，不配合的，就少供應紙張。

根據1938年4月政府頒佈的《國家總動員法》，日本政府是可以查封出版物的。之前可能需要法律才能查封，現在軍部控制下的內閣，一個總動員法，就可以直接查封了。

有了這樣的威逼利誘，新聞記者們明知是錯，也紛紛配合軍國主義進行爲虎作倀的宣傳，其結果，只能是把國家推向超過自身實力的戰爭深淵，加速了它的滅亡。

無怪乎在戰後，最先反省的都是那些當年問心有愧的記者們。

“我們應該以最大的形式向國民謝罪，”《每日新聞》一老編輯高彬二郎在戰後不無慚愧地說，“以承擔作爲一家核心大報一直以來謳歌和煽動戰爭的責任。”

1945年11月，當年出版戰爭畫報的《朝日新聞》發佈公告《與國民站在一起》，真誠地對日本報社的戰爭責任進行了懺悔：

“從開戰到戰爭期間，雖說有衆多的制約，使得報紙沒能做出客觀真實的報道、嚴正的批評，但對於這一重大失職行爲，以及沒有勇於打破各種制約堅守職責，最後導致戰敗，並讓國民一直處於無知狀態而陷入了今天這種困頓境地的罪行，我們在此必須向全體國民謝罪。”

說出自己的失職，承認自己在需要站出來的時候缺失了勇氣，誤導了國民，貽害了國家，應該說，這樣的反思懺悔還是比較到位的，只是，歷史上我們常見的遺憾是，一切都來得太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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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吳有鳳《中國事變畫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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