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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2月，一部爆款電影《南海潮》在廣州各大影院熱映，熱度持續40多天居高不下。有多熱映呢？整個廣州城，一半多的人都看了這部電影。

對此感受最強烈、最興奮的人，莫過於導演之一的蔡楚生（1906-1968）了。連映一個多月，蔡楚生在日記裏，對電影所引發的轟動效應進行“文字直播”：

二月十八日 星期一 晴

得李榜金同志函，雲《南海潮》在廣州七院上映，很受觀衆歡迎……又云，上座率在七天中已超過過去幾年來所有影片的記錄，加滿了座，觀衆還要求站着看。

三月三十日 晴 《南》片廣州紀錄

得廣東省發行公司符祖貽同志函，並附來《南》在廣州演出總結，從2月8日起至3月21日止(後來知道的)，觀衆超過了一百萬人次，廣州以二百萬人口計，除老弱外，平均兩個人中即有一個多一點的人看過《南》片。據云這是廣州市空前未有的新紀錄。

（《蔡楚生文集》第四卷，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年版，第269、272頁）

即使過去了半個多世紀，我們仍能透過日記中的文字，讀出一個電影人的驕傲，讀出一部關於南國故事與風情的名家名作，在廣州這座城市所創造的觀影紀錄。

電影《南海潮》海報

《南海潮》在中國電影史上是一部不容忽視的重要作品。它是優秀團隊拍出的優秀電影，由蔡楚生和王爲一聯合執導，編劇則是蔡、王及陳殘雲，都是電影界舉足輕重的人物。

在1964年第三屆“大衆電影百花獎”評獎中，《南海潮》一連斬獲最佳故事片、最佳導演、最佳編劇等七個獎項，可謂衆望所歸。但是，第三屆“百花獎”因爲時局變動與文藝界整風運動的開展而未能舉辦頒獎禮，《南海潮》由此成了“無冕之王”。這不得不說是一個遺憾。

同樣讓人感喟的是，《南海潮》的整體創作命運多舛。《南海潮》初步拍攝完成後，王爲一將樣片送至北京，蔡楚生邀周揚來觀看。周揚認爲影片內容豐富，但片子長度有限，導致戲的節奏急促，演員感情發揮不夠舒展，建議分成上下兩集。這一意見爲蔡楚生接受，製作方珠影決定將影片改拍爲上下兩集。上集即已經播映的“漁鄉兒女鬥爭史”，講述的是一個叫作南灣的南海漁鄉人民長年受漁霸、反動派和日本侵略者剝削、壓迫和殘殺之後，逐漸覺醒，走上翻身求解放的故事，主角阿彩和金喜的情感故事、鄭家與廖家的悲慘生活、以及中共黨員張伯的地下鬥爭，融契在宏大的歷史圖景與獨特的南國情調之中。按照蔡楚生的設想，該片的下集要進一步描寫阿彩、金喜、金水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經受鍛鍊和考驗，完成革命鬥爭。上集影片最後，同時預告了下集爲“天涯海角恩仇記”。然而，1964年初，蔡楚生準備完成下集攝製之時，由於歷史的原因，《南海潮》下集的最終創作隨之取消。現在，我們所說的《南海潮》，通常指涉的是上集“漁鄉兒女鬥爭史”。

時光回到1958年，蔡楚生決定拍攝《南海潮》（嚴格意義上講，他是重拍這部電影）。其初心，是爲了一段“鄉愁”，因爲他的一個祈願就是拍一部反映廣東民情民風的電影。蔡楚生一生創作了 23 部作品 （其中，編導影片13部, 執導影片1部, 電影劇本8部, 話劇1部），沒有一部像晚年的《南海潮》這樣拍攝時間4年，醞釀時間更是長達25年之久！

從最初起唸的1938年到正式公映的1963年，從戰爭年代到紅色年代，這位廣東籍導演和他的《南海潮》究竟經歷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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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楚生是中國電影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兼及導演、編劇、製片人等角色，樣樣做得風生水起。說到底，他是一名“廣東仔”。他祖籍廣東潮陽，出生於上海，青少年階段又在廣東潮陽、汕頭生活。直到21歲，爲了電影夢，他又去了上海發展。

1933年，蔡楚生自編自導的電影《漁光曲》連映84天，創造了當時的連映記錄，從此電影生涯一路星光。就在次年，《漁光曲》走出國門，獲得莫斯科電影節“榮譽獎”，成爲中國第一部在國際上獲獎的影片。那一年，蔡楚生年僅29歲。此後，蔡楚生的創作力獲得了無限釋放，整個上世紀30至40年代，《新女性》《迷途的羔羊》《一江春水向東流》……，一部又一部精品誕生在觀衆眼前。

名滿上海的蔡楚生，沒有忘記他的出身地——廣東。

1937年，經過醞釀，一個關於南海漁民的故事，漸漸在蔡楚生腦中落地生根，影片名暫定爲“南海風雲”。但是，時運不濟。他想回廣東沿海考察民情，積累創作素材，卻正值中國的抗戰時期，所有的中國大城市都岌岌可危，珠三角地區的香港、廣州也不能倖免。從1937年8月31日，廣州首次遭日機轟炸，至1938年8月26日，一年的時間裏，日機在廣州共投射炸彈1180枚。

多數人出離廣州，蔡楚生則是進入廣州。他逆着人流的方向，來到這座滿目瘡痍的城市。1937年底，蔡楚生到了香港，訪問當地的漁民，深入他們的生活，並找人拍攝《南海風雲》。其後，他又坐輪船到達廣州，珠江上風平浪靜，同船的有茅盾夫婦。他在廣州度過了一個月的時光，見了一些朋友，又回了一趟汕頭老家，但始終都逃離不了戰火的侵擾。根據蔡楚生的記述，1938年1月8日，他在廣州參加一個廣東省政府召集的宴會，不少作家朋友都在場。不料，喫飯的時候，日本敵機襲來了。蔡楚生日記寫道：“席間下級人員來報敵機十三架前來轟炸，諸人皆談笑自若，不以爲意”(《蔡楚生文集》第四卷，第269頁）。

在上海取得的成就，使蔡楚生走到哪裏都是名人。所以，一到廣州，很多人邀請他出席各種活動。1月4日，他抵達廣州的當晚，就發表了一段簡短演講，是在南北各處文化人聯合聚餐會上；當晚，他還約了5個朋友，在一家小酒館裏喝到凌晨1點之後，忘記了早晚。1月7日，他又和作家夏衍到一所中學開講座，主題是講戲劇，夏衍只講了十分鐘，蔡楚生講了整整一個小時。

1938年的廣州，是戰亂之地。可是，蔡楚生穿梭在危險的城市，他逢人就聊《南海風雲》，聊中國電影。他在日記中寫道：

一月五日

入夜，請郭沫若書“南海風雲”四字，以備他日之用。

一月六日

夜往訪茅盾夫婦於愛羣酒店，並請其書“南海風雲”四字。

（《蔡楚生文集》第三卷，第7頁）

1938年的大部分時間，蔡楚生都沉浸在這個“南海”故事裏，心情也隨着故事而喜悅、悲傷。這到了什麼地步呢？有人邀請蔡楚生出去玩，但他婉言謝絕了，理由是：我要寫作。他說：“我表示在完成《南海風雲》前，實在不能參加任何活動。衆頗失望，我也無可奈何”（《蔡楚生文集》第三卷，第26頁）。

1938年初，蔡楚生小住廣州一個月。2月，蔡楚生從廣州去了香港，不久卻聽說了廣州被日軍大轟炸的消息，那一天是5月29日，他寫道：“報載昨日敵機在廣州狂炸，計死傷千餘人，爲抗戰以來最大之慘劇！"10月21日，廣州歷史上最黑暗的日子，日軍佔領了廣州，他寫道：“此時我之痛苦莫可名狀”“素稱所謂廣東精神之廣州竟以失守聞，寧非荒天下之大唐”（《蔡楚生文集》第三卷，第27、62頁）！好一個廣州是“廣東精神”，蔡楚生身爲粵人，深知廣州是廣府最核心的文化地帶，是最珍貴的歷史現場。在他眼裏，廣州已經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一個文化符號，一種地域文化精神的集中呈現。

蔡楚生到香港是爲了避難，結果戰爭也蔓延到香港，香港局勢也不好了。王爲一回憶那段香港歲月說：“香港也快淪陷了，敵情緊迫，撤退倉促，蔡老把《南海風雲》初稿用油紙包好，裝入鐵皮箱，埋在地底下，自己幾乎空手離開了香港，拖着病弱的身軀，隨流亡的人羣……”（《蔡楚生同志和他的〈南海潮〉》，《電影藝術》，1979年第1期）。香港淪陷了，《南海風雲》的拍攝工作只能擱置。

這一擱置，就是20多年。等到《南海風雲》重見天日之時，已經改名爲《南海潮》。

3

《南海潮》是蔡楚生的轉型之作。1949年之前的蔡楚生，以家庭倫理美學見長，1949年之後，他的美學趣味轉向了對革命鬥爭的表現。

但頗有意思的是，時過境遷之後，現在我們再去觀賞這部影片，在革命鬥爭敘事之外，最吸引人的卻是蘊含其中的濃郁的地域風情與嶺南意象。影片徐徐打開之後，首先映現在眼前的是一幅美麗多姿的南海漁鄉風景與風俗圖卷，海浪、椰樹、舟船、漁民……一幀幀圖像所凝聚的景緻與奠定的基調，無不是在清晰地告訴你，這部電影即將講述的，是一個在南海之濱發生的故事。序幕之後，呈現在熒幕上的是獨具特色的騎樓。鏡頭緩緩轉移，“南灣人民公社”的招牌掛在一座裝點着嶺南灰塑的房屋上，房間裏的裝飾與擺設亦是嶺南特色。隨着故事的推進，更多的嶺南景象、風俗、人情與生活方式紛至沓來，讓觀者領略到嶺南文化的別具一格。

頗值得稱讚的是《南海潮》的配樂。電影作曲爲著名音樂人陸仲任與黃錦培，前者曾任廣州樂團團長、廣州音樂專科學校（星海音樂學院前身）副校長，後者曾任星海音樂學院國樂系主任，兩人都對廣東音樂有頗高造詣，化用了廣東音樂的旋律，爲《南海潮》的“音景”設置增色不少，大大強化了這部電影嶺南風格的辨識度。在《南海潮》開端，就巧妙借用了《賽龍奪錦》的音樂素材，使觀者很快地在歡快悠揚的音樂氛圍中，進入了故事的節奏。

《南海潮》是一部嶺南特色的電影，拍攝的不止是嶺南之事，讓人親切感受到的更是嶺南之韻、嶺南之情、嶺南之俗與嶺南之魅。“嶺南”二字，在蔡楚生的《南海潮》中，已經不止是一種表現對象，也是一種人文情緒與文化立場。而這一切，都源於導演蔡楚生深切的嶺南情懷與明確的嶺南意識。倘若將《南海潮》的嶺南風格與嶺南意識放在嶺南電影史中來觀察，就更能發現這部影片的獨特價值。

中國內地50年代至70年代的電影，審美趣味在政治一元話語主導下呈現出同質性的傾向。嶺南地域的電影，總的來說，雖然難以脫離這種文化生態，但仍能流露出地域風情與地域意識，觀者仍能感觸到綿密且又生動的“粵味”。比如《羊城暗哨》《七十二家房客》等電影，都能從中讀解出鮮明的地域文化風格。

進入80年代之後，內地以廣州爲題材的電影逐漸走出政治的局囿，生活場景與地方民俗的特色更爲凸顯。比如，《刑場上的婚禮》（1980）中，假夫妻周文雍、陳鐵軍第一次接頭就在廣州酒家，點了招牌的嶺南椰子盅、紅棉加積鴨、牡丹鴛鴦鴿等菜；《三家巷》（1980）作爲小說，本就以書寫廣州飲茶文化和廣州老城世俗民情而享有盛譽，改編的電影更是延續了這一風格；《雅馬哈魚檔》（1984）中，迪斯科舞、音樂茶座、成珠茶樓、大三元酒家，以及大量的商品意象和消費場所呈現出一個生猛鮮活又富有嶺南風味的感官世界，使《雅馬哈魚檔》獲得“當代清明上河圖”的美譽。

一個地域有自己的政治史、社會史，也有自己的生活史與風情史，更有一部自己的電影史。影像中的廣東，多面、鮮活而情韻盎然。在蔡楚生的《南海潮》中，我們可以真切地感知到廣東的多維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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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南海潮》一上映，全國觀衆看到了南海風光，看到了那裏的人們海洋一般的性格和海洋一般的情感。

站在蔡楚生的角度上，《南海潮》同樣很重要。這是因爲，1949年到1958年，蔡楚生沒有一部作品誕生。緣於解放前早早就確立起在電影界的重要地位，從1949年起，他就留在北京，參與了大量社會與政治事務：文聯委員、全國人大代表、影協常委、加入中國共產黨……但10年不拍電影，沒有新作品問世，這對一個有追求的電影人來說，內心充滿不安。這也從一個方面促動他不遺餘力拍好《南海潮》這部電影。

1958年，在北京擔任國家電影局副局長的蔡楚生，知道了一個消息：珠江電影製片廠要在廣州創辦。於是，他下了一個重大決定，買一張機票，請一個長假，帶着未完成的“南海風雲”劇本，去廣州，去圓夢。就這樣，蔡楚生與珠影，與之前魂牽夢繞的那個故事，相遇在廣州。

《南海潮》之前，蔡楚生從未在家鄉廣東拍過電影。雖然一生跑過很多地方，上海、北京、香港、重慶……在上海，他還拍出了一些奠定了他的電影界地位的頂級影片。但是，只有在廣東，他纔有熟悉的文化感覺；只有在廣東，他纔算回家，他熟悉這片土地的鄉親和藍天的顏色，熟悉這裏的人山人海，和人們說話的口音。他說：“紅日點點，鳥語花香，南國究竟是南國，對此精神爲之一爽”（《蔡楚生文集》日記書信卷，第351頁）。因此，能去廣州，去新開張的珠影拍一部電影，蔡楚生一百個願意、一百種期待。

此後，他多次往返於京穗：

1958年12月7日，赴廣州創作

1959年9月21日，由廣州動程返京

1960年11月28日，動程去廣州

1961年6月2日，由穗返京

1961年8月3日，抵廣州住入珠影廠

1962年8月24日，由廣州返京

……

（行跡根據《蔡楚生文集》整理）

在北京，蔡楚生工作繁忙，難以抽出更多時間寫作《南海潮》。在廣州，蔡楚生則自由多了，他可以像雕刻一件工藝品一樣，細細地琢磨電影的每一個細節，每一段音樂，每一句話，每一個演員的每一個表情。1959年，他這樣寫劇本：

二月十七日 冷、雨

琢磨了一天，寫出了《南海潮》的一個插曲……

二月十九日 雨

又奮戰了一天，才把《南海潮》的第一場戲寫完並校好，共46個鏡頭……

二月十八日

奮戰了一天，續寫好開場唱歌、講故事前的分鏡頭……

二月二十七日 雨

苦思苦鬥了一天，終於把金喜救黨員後的戲改過來。

二月二十八日

於是經過了整天的苦思苦想，我終於延遲了子端的被殺，並寫成了一場——其實只有一個鏡頭的“妙極”了的戲。至此，我就高興得像孩子一樣。

三月四日

苦思了一個上午，終於把金喜的那個班長和後面逼他殺共產黨員的排長統一成一個人。

三月五日

苦思了半天，寫成了“鳳凰山之戰”一場戲的草稿。

（《蔡楚生文集》第四卷，第136-141頁）

蔡楚生不喜歡逛街，不愛去廣州市中心商業區湊熱鬧，對電影工作可謂“用情專一”。珠影的廠址位於珠江南岸，當時是偏僻空曠的郊區，蔡楚生每天就呆在廠子裏創作劇本。王爲一在回憶拍攝《南海潮》時說：“他（蔡楚生）的工作態度是十分認真而細緻的,真做到了一絲不苟”（《蔡楚生同志和他的〈南海潮〉》）。

有幾位藝術家能像蔡楚生這樣，“無可救藥”地把自己獻給了藝術呢？又有多少藝術家能像蔡楚生那樣用情地拍攝廣東故事呢？《南海潮》這部電影也許不是蔡楚生影響力最大的一部，但一定是他最掏心掏肺的一部。

在廣東，蔡楚生圓了一個25年的夢，找回丟失多年的藝術的感覺，煥發出藝術人生最後的光芒；也正是在廣東，一部當代電影史中里程碑式的作品就此誕生。最終，我們通過《南海潮》，重新發現了一個別樣的廣東——縱然過去了許多年，相遇之後，依然怦然心動。

也許，這就是地域文化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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