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底，中国东三省爆发鼠疫，这是第三次全球大鼠疫的顶峰。清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全力以赴，任命陆军军医学堂帮办、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海归伍连德出任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钦差大臣，统一协调东北防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现代医学开展防疫行动。

据《国士无双伍连德》一书记载，伍连德初到哈尔滨的时候，还不清楚流行的到底是不是鼠疫，伍连德来到疫情最严重的哈尔滨傅家甸，冒险解剖病死者尸体，在显微镜下看到鼠疫杆菌。在抵达哈尔滨六天后，向北京报告：东北流行的确实是鼠疫。确定病原和传播途径后，伍连德采取的防疫措施就是被后世效仿的隔离法。

黑死病

用隔离预防传染病并非伍连德所创，在黑死病流行时就采用了隔离手段。东北大鼠疫发生的几年前，旧金山鼠疫期间，有关当局认为鼠疫是中国移民带来的，于是将全城的中国人隔离起来，但还是无法控制鼠疫流行，后来才发现是老鼠传播的。

当时世界医学对鼠疫的认识还很模糊，普遍认为鼠疫是通过老鼠传播的。伍连德经过一番实地调查后认为东北天寒地冻，老鼠躲在洞中不敢出来，传播病毒的可能性不大。伍连德顶着巨大的压力，秘密地解剖了一具日籍女子的尸体，最终确认此次的鼠疫不同以往，它不需要老鼠，靠飞沫就能传播。（这一次的尸体解剖，也是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1913年北洋政府才首次官方准许尸体解剖）

伍连德的结论立刻遭到了国际同行的质疑，而这种质疑更多的是强国对弱国的蔑视。日本的南满铁路也派出了专家组，他们一到哈尔滨就雇人捉老鼠，可是一连解剖了数百只老鼠也未发现病毒。

同样受清政府委托，在印度和香港有着丰富防疫鼠疫经验的法国医生迈斯尼也认为飞沫传播是无稽之谈，坚持在东北灭鼠，而且出诊时不做任何防护措施。令人遗憾的是，仅到疫区十天的迈斯尼就染病去世。伍连德一下子成为东北的最后希望，对于他的要求，甚至连日俄方面都无条件支持。

伍连德在东北大鼠疫时采取的隔离法是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将病人和疫区隔离起来，以达到控制和消灭传染病流行的大规模尝试。伍连德采取的隔离法分两部分：一是将鼠疫病人、疑似病人及密切接触者隔离起来；二是将流行中心哈尔滨傅家甸和外界隔断。这样不仅隔离了病人，同时将潜在的病人也隔离起来。

各级政府对于这个隔离方案没有异议，为了保证鼠疫不扩散，是可以用牺牲傅家甸两万多人为代价的，伍连德完全可以下令彻底封锁傅家甸，任其自生自灭，也算是用较小的代价换取控制鼠疫的成功。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防疫委员会总部也设在傅家甸，与疫区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并由官府提供所有的费用，负责该区两万多居民的生活。

半日之间，傅家甸两万多居民与外界完全隔绝，哈尔滨的俄国人居住区和东北其他疫区也相继效仿。为了消灭鼠疫的感染源，伍连德力主焚烧鼠疫病死者尸体，此举有违入土为安的传统，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清政府为了大局，下特旨予以批准，此举导致整个北中国掀起了一场用现代科学来抗击鼠疫的运动。

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形成了组建卫生防疫组织的共识。成立中央卫生会，开始组建全国性防疫组织，各地的防疫机构相继建立，各种防疫规范也相继出炉。由于政府重视，态度开明，民间舆论界受到鼓励，大力进行防疫知识的普及和宣传，提倡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躲避鼠疫。各报开辟专栏或连续刊载预防鼠疫的相关知识，号召改良传统不良生活习惯，甚至从国家民族存亡的整体高度来看待卫生问题，开始在社会上树立科学的卫生观念。

社会团体积极配合清政府的防疫措施，也相应地成立了各种民间防疫机构。民间积极筹措防疫款项，帮助政府共渡防疫难关。在这场和鼠疫的战争中，人们的公共意识空前增强，科学开始深入人心。隔离开始后，各地严格坚持下去，结果在百日之内，鼠疫绝迹，东北也再一次恢复了以往的生机，人们逐渐走出了瘟疫的阴霾。东北大鼠疫死亡6万多人，只是之前印度鼠疫流行时一个礼拜的死亡人数。

适逢春节，防疫部下发传单，号召大家燃放爆竹，冲冲晦气。伍连德也深知，从科学的角度，爆竹里的硫磺同样有消毒的功效，所以他也期望新年爆竹能把笼罩在傅家甸上空的死亡之神驱赶走。

使出隔离、戴口罩、火化三板斧后，哈尔滨每天的死亡人数日渐消减。

说来多少有些神奇，大年初一这一天起，人类与瘟疫角力的天平终于发生了倾斜，这一天，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从183名下降为165名，“此后日渐消减”，而且再也没有回升过。

1911年3月1日午夜，当鼠疫死亡人数为零的报告传来时，坐落在哈尔滨傅家甸的防疫总部内一片沸腾。几日后，鉴于鼠疫死亡连续多日为零，防疫委员会宣布解除对傅家甸的隔离。

3月1日，哈尔滨首先实现了零死亡，基本解除了鼠疫威胁，然后是长春沈阳各地，至四月，曾经震惊世界的东北大鼠疫，终于彻底消灭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以自己的力量，以自己的睿智勇敢，担当起一个国家的责任，拯救一场险些波及全球的灭亡灾难。它的伟大程度，正如英国《医学周刊》对这次事件的头号功臣伍连德的评价：他的毕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无以为报，我们永远感激他。

在鼠疫流行中和流行结束后，伍连德对这次鼠疫进行了详细的流行病学调查，不仅将鼠疫的传播途径搞得相当清楚，而且找到了最初的病例。这场鼠疫大流行的源头被精确地定位在俄国大乌拉站的一间华人工棚里，使得东北大鼠疫不像其他鼠疫大流行那样有很多疑问，甚至连是不是鼠疫都争吵不休。

伍连德通过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认定鼠疫还会再次出现，于是坚守哈尔滨，苦心经营鼠疫防疫，1920年，鼠疫果然卷土重来，由于准备充分，得以在鼠疫早期进行防疫，防疫过程中伍连德的助手之一、协和医学院毕业生、主管逐户检查的阮德毛医生于1921年2月殉职，伍连德也经历丧子之痛，三子伍长明六个月时在天津去世，当时他正在西伯利亚调查鼠疫，1920年这次流行仅仅限于西伯利亚和北满洲里，死亡数为6500人，流行很快被控制住了，至此第三次全球大鼠疫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行。

回顾1910年到1911年，在大瘟疫面前清政府态度之开明、行动之果断，可谓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 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而伍连德为首的中国医务工作者在防疫中采取的措施之科学，又让世界医学界惊叹。

更不该被遗忘的，是那些寂寂无名的医务工作者。当初因为对这场鼠疫强烈的传染性认识不足，当地的医务人员也损失惨重。比如仅长春一地就有166名卫生人员染疫殉职；而在长春隔离所，19名职员全部被感染，18名不幸殉职。

这批献出生命的医务工作者，也有一些包括梅斯尼在内的外籍人士。其中有一位是来华不到3周、年仅26岁的苏格兰医生嘉克森。他当时的工作是在奉天到山海关的火车上检查是否有疑似感染者，却不幸自己染病。嘉克森去世后，专程赶到奉天来认领骨灰的亲属将清政府发给的1万元抚恤金全部捐献出来，捐作修建奉天医科大学之用。

同时当我们重读这段历史时，公允地说，如果没有一个有力的社会支持系统，伍连德的“科学主义”也难以奏效。

第一位当然是慧眼识才的外交部右丞施肇基施肇基。当伍连德被紧急任命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时，是施肇基连夜准备护照、信件、电报等必需文件。他还与伍连德约定，到现场后互发英文电报保持通讯，电报由他负责翻译后办理。这无疑给了伍连德很大支持。在收到伍连德关于焚烧鼠疫患者尸体的奏请之后，也是施肇基连夜去摄政王府，呈请准奏。伍连德后来在其回顾录中的扉页说，将此书献给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人——一位当时在美国，另一位是他在英国的导师。而这第一位，就是施肇基。而令人感动的是，施肇基在自己的回忆录里热情赞扬伍连德，却对自己的举动只字未提。

另一位给予伍连德极力支持的，则是时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在晚清风雨飘摇的残局中，锡良的种种手笔，为他赢得了晚清名臣、“一代能吏”的名声。当资历更老的梅斯尼对伍连德提出质疑时，也是锡良坚定地给予伍连德支持和信任。值得一提的是，奉天的检疫、防疫是由锡良直接负责的。他谢绝了日本多次要求任命日本医生为防疫总负责，聘请与之私交甚好的英国传教士医生司徒阁作为总顾问，全权负责整个城市的检疫、防疫事务。

在这场鼠疫大战中，锡良可谓恩威并用。一方面，他奏请“出力人员，照军营异常劳绩褒奖。其病故者，依阵亡例优恤”。他的请求也很快得到清廷的批准。“吉林、黑龙江两省都分别制定了有关防疫捐躯人员的抚恤金，比如医生抚恤银1万两，学生抚恤银5000两等。”焦润明说。另一方面，锡良对一些官员也毫不软弱。吉林西北路道于驷兴、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以“防疫不力”而被革职。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锡良还十分注重信息的透明，发电中东铁路各州县，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况及时用电报进行汇报，而且“所有关于防疫电报一律免费”。

伍连德后来在自传里也逐一提到他们的名字，对这些同行表示深深的敬意。在后来召开的万国鼠疫大会，也特地休会半天“以表达对那些在抗击鼠疫斗争中献出生命的医生们的敬意”。我们今天在怀念他们时，其实不必特地用某个国家来界定他们，因为在面对疾病时，他们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力量早已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线。值得一提的是，伍连德的长子伍长庚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后，也到中国投入到流行病的防治中，1941年，“在一次亲临监督北平防疫活动中感染肺疫，几个月后逝世”。

1910年鼠疫抗争真正揭开了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防疫工作序幕，它在组织管理、措施实施、医疗救护、防疫检疫等方面，留给后人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1910年抗疫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成功的传染病控制行动，至今控制未知传染病的办法依然是参照伍连德的方案。

在这个意义上有另一个感慨：尊重规律，认真做事，哪怕是晚清政府，也可以做出漂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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