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疫情的医护人员都以为伴随着疫情结束，内心的伤痛也会结束，他们可以和家人团聚，可以继续工作和生活，最好和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但回到过去比他们想象的困难得多。

对他们来说，从疫情的伤痛里站起来，是一件需要时间和勇气的事情。

来自家人的创伤

如果可以选择，陈晓娟不想再做人们眼中那个了不起的医生。疫情期间，离开丈夫和儿子，每天要接待十几个新冠肺炎患者。回到酒店，面对空荡的让人压抑的房间，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电视机打开，一直开着，哪怕是睡觉。

陈晓娟是武汉的一名外科医生。1月10日，她出现乏力，开始发烧、咳嗽，1月16日，确诊新冠肺炎，当时她所在的医院没有定点，唯一一层隔离病房只有重症患者才有资格住进去，医生建议她回家吃药隔离，自行康复。就像打喷嚏一样，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地到来。她爷爷和叔叔一家三口，也陆续出现症状。她怀疑是她感染的，前几天她堂弟过十八岁生日，她去给堂弟庆过生。

全家都在仰仗她，因为她是家里唯一的医生，只有她能联系到床位。大姑的症状最严重，她和院里打电话，预定一张床位，当天晚上医院宣布定点，立刻爆满，第二天再去，没有空余的床位可住。大姑只能在家等死，拖到后来，她呼吸困难，血氧饱和度跌到70%，随时会撑不过去，她只能建议大姑先去最近的医院挂急诊，再转到定点医院，“不然你在路上可能就不行了”。

每天醒来，她就开始不停地打电话，找床位、联系救护车、找呼吸机，终于帮爷爷找到一张协和西区的病床，光是找救护车接送就找了两天。“家人对我的施压和我自己处在医疗体系内想给他们做事却做不到的无力感，导致我整个人的状态非常差”，那时，陈晓娟几乎忘了自己还是个病人。

和陈晓娟一样，很多感染医生的心理创伤来自家人，他们因为不能帮助家人，又觉得是自己感染家人而产生剧烈的愧疚感，他们会伤心，悔恨，责怪自己。

吴磊是来自荆州的医生，年前在武汉的医院进修，回家第二天发病，确诊后入院治疗，两天后，他父母、老婆孩子都住进了医院。老婆和孩子属于轻症，很快就出院了。症状最重的是母亲，呼吸困难，每隔三天复查一次CT，越来越严重，他和父母住在同一个病区，他在走廊头，父母在走廊尾，通过护士手里的对讲机，他听到母亲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他给母亲发微信，母亲开始还能回，后来说话气喘吁吁，微信也很少回了。

吴磊父母和负责护理他们的护士。受访者供图

他在那时开始出现抑郁的症状——莫名其妙地想哭，“没有开心的事情”。后期，母亲的血氧浓度只有50%—55%，2月8日，医院给他下了病危通知书。他想到年前他考了中级医师，获得进修机会，每天都在学习新知识，每天都在进步，父母在老家带孙子，享受天伦之乐。他想不通，为什么突然他就要失去这一切。

陈晓娟痊愈后在家休养，医院定点后，她主动报名，作为第二批志愿者进入一线，“其实当时我很害怕，不是怕病毒，我是怕那种压力和环境，不在武汉的人只是看新闻，真的很难感受到那种惨烈”，她经常听到同事描述医院内巨大的压力，2月16日，陈晓娟怀着复杂的心情上了一线。

前一晚，她回家收拾衣服，看到新闻说疫情将延宕至五、六月结束，她把夏天的衣服也带上了，和儿子说，“妈妈马上要去一线，可能很长时间不回来，你想我就跟我视频。”儿子才两岁，懵懂地点了点头。她做了一顿烤肉，作为上前线的最后一餐饭，心里估摸着，在医院大概只能吃泡面了。

笨重的防护服不是最难的；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不是最难的；口罩质量不好不是最难的，她戴过最差的那种，大小只能遮住鼻子和嘴唇，人呼吸后口罩就塌下来，刚好堵住鼻孔，“像古代的酷刑”，这也不是最难的；夜里两点回去累得虚脱还得洗澡不是最难的。她上班两周以后才知道，最难的是见不到儿子的那种思念的痛苦，是情感上的折磨。

她开始失眠，经常七点睡十二点醒，接着是彻夜难眠。她很难平静，处于“紧绷的，找不到节奏感的状态”，坐立不安，吃不下饭，她给儿子打视频，不说话，就让视频开着，儿子好像有点不记得她，只顾着自己玩，她能看见儿子就好。头几天她还看每天的确诊数据，越看越焦虑，“前面是未知的，你不知道这个事情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你要接多少病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转运一批重症病人进来，不知道下一批诊疗指南有什么变化？”

后来她不看了，她只看电视机固定的十几个频道里放的电视剧和相亲综艺，能让她放松一些。她和支援医院的山西医疗队的心理医生加了微信，每天聊两句，咨询她吃安眠药的事，也说些自己的苦恼，医生给她发来助眠的音频，指导她呼吸节律，后来，她还认识了字节跳动医务基金医务心理支持“安心计划”的心理咨询师，那位耐心的医生，给她打了两次电话，每次聊四十五分钟到一个小时。她不舒服，感觉特别焦虑，很需要人倾诉的时候，就找他们。

难以愈合的伤痛

对医务人员的家属来说，治疗伤痛也是个长久而缓慢的过程。

李翘的母亲柳帆是武昌医院梨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注射室护士，今年59岁，到法定退休年龄后返聘上岗，还有半年就要正式退休。今年春节，李翘打算和新婚丈夫一起回丈夫老家过年，柳帆就把值班调到了春节，想等女儿回来可以在家陪陪她。柳帆是那种典型的武汉女人，喜欢操心、管事。去年十月，李翘结婚，婚前一直住在父母家，婚后，女儿不在身边，柳帆不习惯，每天给女儿打一通电话，提醒她各种生活上的琐事，比如抽血体检，怕女儿拖延，第二天早上六点，就跑到女儿家，说要带她去医院。

2月7日，柳帆确诊，2月14日下午六点半去世。柳帆感染后，李翘的外公外婆、舅舅也相继确诊，都是重症，后来都遗憾地离开了。外婆是柳帆住院的第二天离开的。柳帆一家人因新冠肺炎离世，曾一度引发舆论关注。

柳帆早年和父母、弟弟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柳帆住院后，很少和李翘联系，李翘给她打电话，她匆匆地说：“在吸氧”，就挂掉了。最后一次打电话，柳帆叮嘱女儿给衣服消毒，仔细说明了消毒的步骤。当时，柳帆生命垂危，李翘的父亲一直不敢把实情告诉她。2月14日早上八点，李翘接到社区中心的电话，那人说妈妈已经开始抢救了，委婉地告诉她， 你妈妈的大脑已经没有意识了。“怎么一下子就去抢救了？”她问。

晚上六点，她看到爸爸接了一个电话，听完他把手机背到后面，“你妈妈可能已经……”，没再说话。自那以后，李翘的父亲开始失眠，白天精神非常差，失眠久了，他开始呼吸不畅，经常胸闷。她带父亲去武昌医院检查，做了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但是CT显示肺部有感染，不是新冠，是普通的肺炎。考虑到住院有感染的风险，而且母亲是在医院去世的，可能会加重父亲的心理负担，李翘就买了一支氧气罐，让父亲每天吸氧，吸了几天没有缓解，她父亲又住了半个月的院。出院以后，李翘把父亲接回新家住，失眠还是没有缓解，去医院检查，发现可能心脏有问题，疑似冠心病，她不知道这些症状是精神压力所致，还是生理上的原因。现在，她的父亲仍在进行身体检查。

李翘知道，父亲还需要很长时间去适应和接受这件事。“以前爸爸吃什么药，吃多少剂量都是妈妈在操心。他很依赖妈妈。现在妈妈不在了，爸爸只能自己吃药。”李翘说。

受过创伤的医护人员都以为伴随着疫情结束，内心的伤痛也会结束，他们可以和家人团聚，可以继续工作和生活，最好和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但是回到过去比他们想象的困难得多。

字节跳动医务基金医务心理支持项目“安心计划”负责人、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史占彪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武汉解封后就立刻和团队到达武汉为医护人员提供心理支持。他说，此前，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医护人员身上，现在，当人们都逐渐回归日常生活，医护人员内心的悲伤、失望、沮丧很容易发散并蔓延开来。“目前，紧急的疫情防控工作已经告一段落，而心理援助的工作正处于关键阶段。”

吴磊出院后居家隔离了十四天，这样算下来，他一个人度过了四十天。在家，他主要发呆。偶尔看书，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完以后也不知道说了什么。他不想做饭，每天吃泡面，最多往面里丢两个鸡蛋，瘦了十几斤。母亲经过最危急的那三天，情况逐渐好转，他给母亲打电话，主要聊儿子，孙子是她活着最大的动力，是她的指望，他以为只要母亲痊愈，他就会恢复，但他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他本来是个乐观的人，经常和人开玩笑，喜欢弹吉他和玩游戏。他最看不起的就是那种哭哭啼啼林黛玉式的人物，可他现在总是想哭，听音乐他想哭，看抗疫的视频，他要一直看就能哭一天，刷朋友圈刷到字节跳动医务基金志愿者的文章，志愿者写道，有一些感染新冠的医生，等基金再联系已经不在了，看到这儿，他又哭了，“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变成这样。”

他的脑海上演了无数遍和妻子孩子重逢的场景，应该像电影那样，他和妻子紧紧相拥，喜极而泣。回家那天，他很平静，”就觉得挺好，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为了庆祝他回家，妻子买了蛋糕，儿子还小，只会唱生日歌，就把歌词改成：“祝爸爸回家快乐，祝爸爸回家快乐……”

在家，他整天睡觉，不爱说话，也不能带孩子，带一会儿就乏力，妻子说他“像个木头”。看见妻子笑，他奇怪地问：“你怎么每天这么开心，有什么开心的事吗？”

在妻子的建议下，他开始服用抗抑郁药。他经常想到一部叫《美丽心灵》的电影，传记片，拍的是发表了博弈论的数学家纳什。纳什深受精神分裂症的困扰，在深爱他的妻子的帮助下，经过十几年，终于慢慢回归正常。每次吴磊情绪跑偏了，他会想到纳什，对自己说：“不对，要好好调整一下。”

拿到母亲遗像那天，李翘希望把遗像挂在家里，父亲委婉地说看见难受，李翘只好把遗像收起来。去九峰烈士陵园给母亲看墓地那次，父亲默默在墓园里哭了。她能感受到父亲承受的压力。她找了字节跳动医务基金“安心计划”的心理医生，和父亲聊了几次，父亲的性格有了一些改变，以前他什么都闷在心里，现在他愿意主动分享内心的想法。

2020年4月17日，李翘母亲柳帆烈士安葬仪式。受访者供图

试着回到正常生活

独自在医院的那个月，像一场噩梦，陈晓娟说：”我不能讴歌自己的精神有多高大，面对未知，心理压力真的很大。虽然我可以接受号召，或者我自身有一部分在告诉我，我要去上一线，但其实身体有大部分在把我往后拖，你别去，那个地方很恐怖。”

陈晓娟（右）和同事在一线。受访者供图

她是在医院感染的。现在，她想到医院会觉得闷，到三月中旬，情绪最焦躁的时候，她产生了辞职的想法，她和心理医生说：“我再也不想继续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的生活。”

到了三月中旬，她所在的医院取消定点，但她仍在发热门诊上班。三月下旬，她和老公说：”我再不回家，我饭也不用吃，觉也不用睡，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要崩溃了。”她搬回了家。

每天下班后，她脱掉防护服，对耳孔和鼻孔进行消毒，然后去酒店洗澡，换一身衣服，回到家后，她用酒精对着全身喷一遍，鞋子、外套都脱到门外，再洗一遍澡，再换一身”更干净“的衣服，“我那会儿洗澡洗伤了，以前我洗头发还用护发素，到后来护发素也不用，头发也不想吹了，每天花两个小时在洗澡。”陈晓娟说。

刚开始，她一个人住一个房间，24小时戴口罩，连睡觉都戴，到4月中旬，她不再戴口罩睡觉，只在抱着孩子喂饭的时候会戴。生活就这么慢慢恢复正常。

吴磊复工以后，有段时间特别不习惯，他的反应不像以前那么敏捷，动作也变得不协调，“脑袋好像蒙一层灰一样”，以前一个小时能完成的手术，现在要花两个小时。工作中的一些小事，比如和病人交流，解答病人的疑惑，抚慰他们的心情，也变得困难。以前他看过的每个病人，不说记住每个人的名字，样貌、基本信息他能记个大概，而现在他的记忆力很差。吴磊说：“我内心每天有好几百遍这样的想法，算了，让别人去做，但我还是把它完成了。”

他在更衣室休息，有同事会问他：“你上班了？你完全康复了吗？”他知道那些人是有顾虑的。他能理解这种顾虑，现在他的小孩到小区楼下玩，其他小孩就跑开了。医生吃饭在一间小的会议厅，食堂把饭送过来，很熟的同事开他玩笑：“你好了吗？离我远一点。”吴磊也不生气：“你要感染已经被我感染了，刚才咱们在门口挨得那么近，都快亲到了。”吴磊不会回避和同事接触，比如自己找个角落吃饭，他觉得没必要，但他会刻意吃快一点。

康复后，吴磊主动捐献血浆。受访者供图

李翘母亲去世后，有四五个阿姨加了李翘微信，都是母亲以前的老同事。她和其中一位阿姨每天早晨互报平安，互相问候了两个月，”好像妈妈还在身边”。她开始相信人走后会去往另一个世界，而精神会留下来。母亲落葬那天，她取走了母亲办公室所有的物品，证书、奖状、论文，满满三大袋，“她的一生应该算很辉煌了吧”，李翘想。

陈晓娟也遭遇了和吴磊相似的状况。回归正常生活后，她开始嗜睡，醒来头昏脑涨，想继续睡，脑子经常空白。科室主任叫她和护士长说一件事，她和护士长见了三四次，就是没想起和她说那事。科室主任问她，“你是不是心不在焉？”她只好尴尬地解释，最近记性不是很好。

疫情也带来一些积极的改变，他们开始更珍惜身边的人。有次，吴磊在办公室翻母亲的CT，当他一张一张地翻着那些CT，眼泪掉了下来，“我差点就失去她了”。

以前，陈晓娟的假期经常和丈夫错开，因为节假日她要值班，一直没有机会和家人出去旅游。经过这次，她想开了，“不能把某一项东西当成生活的全部，既不能被孩子绑住，也不能被工作绑住”，总之，“要有自己的生活状态”。周末，她和丈夫开车去郊外，在那儿，她终于可以摘下口罩，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

陈晓娟是相对幸运的。她叔叔治愈后，有严重的后遗症，呼吸困难，走一段就喘，没办法上班，开始吃抗抑郁的药物。大姑现在仍靠呼吸机生活，不能干体力活，”基本是个废人“。陈晓娟说：”作为医务工作者，我想呼吁一下，请大家多关注湖北人民的心理问题。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引起更多的重视，也怕关注来得太迟了。“

（除史占彪外，文中受访者均为字节跳动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受助人。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陈晓娟、吴磊、李翘为化名。）

2020年1月25日，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母公司字节跳动捐赠2亿元人民币，设立“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字节跳动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为抗击疫情一线医务工作者提供保障。截至目前，基金总额已经增至4.36亿元，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

截至2020年5月12日，该基金已经为3543名（共3545人次）抗击疫情医务工作者提供人道救助。其中，3485名因抗击疫情而不幸感染的医务工作者，每人获得10万元资助；58名因抗击疫情而不幸殉职的医务工作者，每个家庭获得100万元资助。

经试运行，5月12日，字节跳动医务基金医务心理支持项目“安心计划”正式启动，将为基金资助过的所有需要心理支持的感染医务人员、殉职医务人员家属提供免费的一对一心理疏导、每月一次心理健康（直播）公开课，帮助其缓解焦虑、抑郁等情绪压力，恢复积极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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