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過疫情的醫護人員都以爲伴隨着疫情結束，內心的傷痛也會結束，他們可以和家人團聚，可以繼續工作和生活，最好和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但回到過去比他們想象的困難得多。

對他們來說，從疫情的傷痛裏站起來，是一件需要時間和勇氣的事情。

來自家人的創傷

如果可以選擇，陳曉娟不想再做人們眼中那個了不起的醫生。疫情期間，離開丈夫和兒子，每天要接待十幾個新冠肺炎患者。回到酒店，面對空蕩的讓人壓抑的房間，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電視機打開，一直開着，哪怕是睡覺。

陳曉娟是武漢的一名外科醫生。1月10日，她出現乏力，開始發燒、咳嗽，1月16日，確診新冠肺炎，當時她所在的醫院沒有定點，唯一一層隔離病房只有重症患者纔有資格住進去，醫生建議她回家喫藥隔離，自行康復。就像打噴嚏一樣，壞消息一個接一個地到來。她爺爺和叔叔一家三口，也陸續出現症狀。她懷疑是她感染的，前幾天她堂弟過十八歲生日，她去給堂弟慶過生。

全家都在仰仗她，因爲她是家裏唯一的醫生，只有她能聯繫到牀位。大姑的症狀最嚴重，她和院裏打電話，預定一張牀位，當天晚上醫院宣佈定點，立刻爆滿，第二天再去，沒有空餘的牀位可住。大姑只能在家等死，拖到後來，她呼吸困難，血氧飽和度跌到70%，隨時會撐不過去，她只能建議大姑先去最近的醫院掛急診，再轉到定點醫院，“不然你在路上可能就不行了”。

每天醒來，她就開始不停地打電話，找牀位、聯繫救護車、找呼吸機，終於幫爺爺找到一張協和西區的病牀，光是找救護車接送就找了兩天。“家人對我的施壓和我自己處在醫療體系內想給他們做事卻做不到的無力感，導致我整個人的狀態非常差”，那時，陳曉娟幾乎忘了自己還是個病人。

和陳曉娟一樣，很多感染醫生的心理創傷來自家人，他們因爲不能幫助家人，又覺得是自己感染家人而產生劇烈的愧疚感，他們會傷心，悔恨，責怪自己。

吳磊是來自荊州的醫生，年前在武漢的醫院進修，回家第二天發病，確診後入院治療，兩天後，他父母、老婆孩子都住進了醫院。老婆和孩子屬於輕症，很快就出院了。症狀最重的是母親，呼吸困難，每隔三天覆查一次CT，越來越嚴重，他和父母住在同一個病區，他在走廊頭，父母在走廊尾，通過護士手裏的對講機，他聽到母親的病一天比一天嚴重，他給母親發微信，母親開始還能回，後來說話氣喘吁吁，微信也很少回了。

吳磊父母和負責護理他們的護士。受訪者供圖

他在那時開始出現抑鬱的症狀——莫名其妙地想哭，“沒有開心的事情”。後期，母親的血氧濃度只有50%—55%，2月8日，醫院給他下了病危通知書。他想到年前他考了中級醫師，獲得進修機會，每天都在學習新知識，每天都在進步，父母在老家帶孫子，享受天倫之樂。他想不通，爲什麼突然他就要失去這一切。

陳曉娟痊癒後在家休養，醫院定點後，她主動報名，作爲第二批志願者進入一線，“其實當時我很害怕，不是怕病毒，我是怕那種壓力和環境，不在武漢的人只是看新聞，真的很難感受到那種慘烈”，她經常聽到同事描述醫院內巨大的壓力，2月16日，陳曉娟懷着複雜的心情上了一線。

前一晚，她回家收拾衣服，看到新聞說疫情將延宕至五、六月結束，她把夏天的衣服也帶上了，和兒子說，“媽媽馬上要去一線，可能很長時間不回來，你想我就跟我視頻。”兒子才兩歲，懵懂地點了點頭。她做了一頓烤肉，作爲上前線的最後一餐飯，心裏估摸着，在醫院大概只能喫泡麪了。

笨重的防護服不是最難的；不能喝水不能上廁所不是最難的；口罩質量不好不是最難的，她戴過最差的那種，大小隻能遮住鼻子和嘴脣，人呼吸後口罩就塌下來，剛好堵住鼻孔，“像古代的酷刑”，這也不是最難的；夜裏兩點回去累得虛脫還得洗澡不是最難的。她上班兩週以後才知道，最難的是見不到兒子的那種思念的痛苦，是情感上的折磨。

她開始失眠，經常七點睡十二點醒，接着是徹夜難眠。她很難平靜，處於“緊繃的，找不到節奏感的狀態”，坐立不安，喫不下飯，她給兒子打視頻，不說話，就讓視頻開着，兒子好像有點不記得她，只顧着自己玩，她能看見兒子就好。頭幾天她還看每天的確診數據，越看越焦慮，“前面是未知的，你不知道這個事情什麼時候結束，不知道你要接多少病人，不知道什麼時候要轉運一批重症病人進來，不知道下一批診療指南有什麼變化？”

後來她不看了，她只看電視機固定的十幾個頻道里放的電視劇和相親綜藝，能讓她放鬆一些。她和支援醫院的山西醫療隊的心理醫生加了微信，每天聊兩句，諮詢她喫安眠藥的事，也說些自己的苦惱，醫生給她發來助眠的音頻，指導她呼吸節律，後來，她還認識了字節跳動醫務基金醫務心理支持“安心計劃”的心理諮詢師，那位耐心的醫生，給她打了兩次電話，每次聊四十五分鐘到一個小時。她不舒服，感覺特別焦慮，很需要人傾訴的時候，就找他們。

難以癒合的傷痛

對醫務人員的家屬來說，治療傷痛也是個長久而緩慢的過程。

李翹的母親柳帆是武昌醫院梨園街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注射室護士，今年59歲，到法定退休年齡後返聘上崗，還有半年就要正式退休。今年春節，李翹打算和新婚丈夫一起回丈夫老家過年，柳帆就把值班調到了春節，想等女兒回來可以在家陪陪她。柳帆是那種典型的武漢女人，喜歡操心、管事。去年十月，李翹結婚，婚前一直住在父母家，婚後，女兒不在身邊，柳帆不習慣，每天給女兒打一通電話，提醒她各種生活上的瑣事，比如抽血體檢，怕女兒拖延，第二天早上六點，就跑到女兒家，說要帶她去醫院。

2月7日，柳帆確診，2月14日下午六點半去世。柳帆感染後，李翹的外公外婆、舅舅也相繼確診，都是重症，後來都遺憾地離開了。外婆是柳帆住院的第二天離開的。柳帆一家人因新冠肺炎離世，曾一度引發輿論關注。

柳帆早年和父母、弟弟的合影。受訪者供圖

柳帆住院後，很少和李翹聯繫，李翹給她打電話，她匆匆地說：“在吸氧”，就掛掉了。最後一次打電話，柳帆叮囑女兒給衣服消毒，仔細說明了消毒的步驟。當時，柳帆生命垂危，李翹的父親一直不敢把實情告訴她。2月14日早上八點，李翹接到社區中心的電話，那人說媽媽已經開始搶救了，委婉地告訴她， 你媽媽的大腦已經沒有意識了。“怎麼一下子就去搶救了？”她問。

晚上六點，她看到爸爸接了一個電話，聽完他把手機背到後面，“你媽媽可能已經……”，沒再說話。自那以後，李翹的父親開始失眠，白天精神非常差，失眠久了，他開始呼吸不暢，經常胸悶。她帶父親去武昌醫院檢查，做了核酸檢測，結果是陰性，但是CT顯示肺部有感染，不是新冠，是普通的肺炎。考慮到住院有感染的風險，而且母親是在醫院去世的，可能會加重父親的心理負擔，李翹就買了一支氧氣罐，讓父親每天吸氧，吸了幾天沒有緩解，她父親又住了半個月的院。出院以後，李翹把父親接回新家住，失眠還是沒有緩解，去醫院檢查，發現可能心臟有問題，疑似冠心病，她不知道這些症狀是精神壓力所致，還是生理上的原因。現在，她的父親仍在進行身體檢查。

李翹知道，父親還需要很長時間去適應和接受這件事。“以前爸爸喫什麼藥，喫多少劑量都是媽媽在操心。他很依賴媽媽。現在媽媽不在了，爸爸只能自己喫藥。”李翹說。

受過創傷的醫護人員都以爲伴隨着疫情結束，內心的傷痛也會結束，他們可以和家人團聚，可以繼續工作和生活，最好和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但是回到過去比他們想象的困難得多。

字節跳動醫務基金醫務心理支持項目“安心計劃”負責人、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史佔彪早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武漢解封后就立刻和團隊到達武漢爲醫護人員提供心理支持。他說，此前，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醫護人員身上，現在，當人們都逐漸迴歸日常生活，醫護人員內心的悲傷、失望、沮喪很容易發散並蔓延開來。“目前，緊急的疫情防控工作已經告一段落，而心理援助的工作正處於關鍵階段。”

吳磊出院後居家隔離了十四天，這樣算下來，他一個人度過了四十天。在家，他主要發呆。偶爾看書，只能一個字一個字地看，看完以後也不知道說了什麼。他不想做飯，每天喫泡麪，最多往面裏丟兩個雞蛋，瘦了十幾斤。母親經過最危急的那三天，情況逐漸好轉，他給母親打電話，主要聊兒子，孫子是她活着最大的動力，是她的指望，他以爲只要母親痊癒，他就會恢復，但他發現事情不是那麼簡單。

他本來是個樂觀的人，經常和人開玩笑，喜歡彈吉他和玩遊戲。他最看不起的就是那種哭哭啼啼林黛玉式的人物，可他現在總是想哭，聽音樂他想哭，看抗疫的視頻，他要一直看就能哭一天，刷朋友圈刷到字節跳動醫務基金志願者的文章，志願者寫道，有一些感染新冠的醫生，等基金再聯繫已經不在了，看到這兒，他又哭了，“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變成這樣。”

他的腦海上演了無數遍和妻子孩子重逢的場景，應該像電影那樣，他和妻子緊緊相擁，喜極而泣。回家那天，他很平靜，”就覺得挺好，家裏收拾得乾乾淨淨的“。爲了慶祝他回家，妻子買了蛋糕，兒子還小，只會唱生日歌，就把歌詞改成：“祝爸爸回家快樂，祝爸爸回家快樂……”

在家，他整天睡覺，不愛說話，也不能帶孩子，帶一會兒就乏力，妻子說他“像個木頭”。看見妻子笑，他奇怪地問：“你怎麼每天這麼開心，有什麼開心的事嗎？”

在妻子的建議下，他開始服用抗抑鬱藥。他經常想到一部叫《美麗心靈》的電影，傳記片，拍的是發表了博弈論的數學家納什。納什深受精神分裂症的困擾，在深愛他的妻子的幫助下，經過十幾年，終於慢慢迴歸正常。每次吳磊情緒跑偏了，他會想到納什，對自己說：“不對，要好好調整一下。”

拿到母親遺像那天，李翹希望把遺像掛在家裏，父親委婉地說看見難受，李翹只好把遺像收起來。去九峯烈士陵園給母親看墓地那次，父親默默在墓園裏哭了。她能感受到父親承受的壓力。她找了字節跳動醫務基金“安心計劃”的心理醫生，和父親聊了幾次，父親的性格有了一些改變，以前他什麼都悶在心裏，現在他願意主動分享內心的想法。

2020年4月17日，李翹母親柳帆烈士安葬儀式。受訪者供圖

試着回到正常生活

獨自在醫院的那個月，像一場噩夢，陳曉娟說：”我不能謳歌自己的精神有多高大，面對未知，心理壓力真的很大。雖然我可以接受號召，或者我自身有一部分在告訴我，我要去上一線，但其實身體有大部分在把我往後拖，你別去，那個地方很恐怖。”

陳曉娟（右）和同事在一線。受訪者供圖

她是在醫院感染的。現在，她想到醫院會覺得悶，到三月中旬，情緒最焦躁的時候，她產生了辭職的想法，她和心理醫生說：“我再也不想繼續覺也睡不着，飯也喫不下的生活。”

到了三月中旬，她所在的醫院取消定點，但她仍在發熱門診上班。三月下旬，她和老公說：”我再不回家，我飯也不用喫，覺也不用睡，估計用不了多長時間我就要崩潰了。”她搬回了家。

每天下班後，她脫掉防護服，對耳孔和鼻孔進行消毒，然後去酒店洗澡，換一身衣服，回到家後，她用酒精對着全身噴一遍，鞋子、外套都脫到門外，再洗一遍澡，再換一身”更乾淨“的衣服，“我那會兒洗澡洗傷了，以前我洗頭髮還用護髮素，到後來護髮素也不用，頭髮也不想吹了，每天花兩個小時在洗澡。”陳曉娟說。

剛開始，她一個人住一個房間，24小時戴口罩，連睡覺都戴，到4月中旬，她不再戴口罩睡覺，只在抱着孩子餵飯的時候會戴。生活就這麼慢慢恢復正常。

吳磊復工以後，有段時間特別不習慣，他的反應不像以前那麼敏捷，動作也變得不協調，“腦袋好像蒙一層灰一樣”，以前一個小時能完成的手術，現在要花兩個小時。工作中的一些小事，比如和病人交流，解答病人的疑惑，撫慰他們的心情，也變得困難。以前他看過的每個病人，不說記住每個人的名字，樣貌、基本信息他能記個大概，而現在他的記憶力很差。吳磊說：“我內心每天有好幾百遍這樣的想法，算了，讓別人去做，但我還是把它完成了。”

他在更衣室休息，有同事會問他：“你上班了？你完全康復了嗎？”他知道那些人是有顧慮的。他能理解這種顧慮，現在他的小孩到小區樓下玩，其他小孩就跑開了。醫生喫飯在一間小的會議廳，食堂把飯送過來，很熟的同事開他玩笑：“你好了嗎？離我遠一點。”吳磊也不生氣：“你要感染已經被我感染了，剛纔咱們在門口捱得那麼近，都快親到了。”吳磊不會迴避和同事接觸，比如自己找個角落喫飯，他覺得沒必要，但他會刻意喫快一點。

康復後，吳磊主動捐獻血漿。受訪者供圖

李翹母親去世後，有四五個阿姨加了李翹微信，都是母親以前的老同事。她和其中一位阿姨每天早晨互報平安，互相問候了兩個月，”好像媽媽還在身邊”。她開始相信人走後會去往另一個世界，而精神會留下來。母親落葬那天，她取走了母親辦公室所有的物品，證書、獎狀、論文，滿滿三大袋，“她的一生應該算很輝煌了吧”，李翹想。

陳曉娟也遭遇了和吳磊相似的狀況。迴歸正常生活後，她開始嗜睡，醒來頭昏腦漲，想繼續睡，腦子經常空白。科室主任叫她和護士長說一件事，她和護士長見了三四次，就是沒想起和她說那事。科室主任問她，“你是不是心不在焉？”她只好尷尬地解釋，最近記性不是很好。

疫情也帶來一些積極的改變，他們開始更珍惜身邊的人。有次，吳磊在辦公室翻母親的CT，當他一張一張地翻着那些CT，眼淚掉了下來，“我差點就失去她了”。

以前，陳曉娟的假期經常和丈夫錯開，因爲節假日她要值班，一直沒有機會和家人出去旅遊。經過這次，她想開了，“不能把某一項東西當成生活的全部，既不能被孩子綁住，也不能被工作綁住”，總之，“要有自己的生活狀態”。週末，她和丈夫開車去郊外，在那兒，她終於可以摘下口罩，自由地呼吸新鮮空氣。

陳曉娟是相對幸運的。她叔叔治癒後，有嚴重的後遺症，呼吸困難，走一段就喘，沒辦法上班，開始喫抗抑鬱的藥物。大姑現在仍靠呼吸機生活，不能幹體力活，”基本是個廢人“。陳曉娟說：”作爲醫務工作者，我想呼籲一下，請大家多關注湖北人民的心理問題。我不知道這個問題什麼時候才能引起更多的重視，也怕關注來得太遲了。“

（除史佔彪外，文中受訪者均爲字節跳動醫務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受助人。爲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陳曉娟、吳磊、李翹爲化名。）

2020年1月25日，今日頭條、抖音、西瓜視頻母公司字節跳動捐贈2億元人民幣，設立“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字節跳動醫務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爲抗擊疫情一線醫務工作者提供保障。截至目前，基金總額已經增至4.36億元，爲國內規模最大的醫務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

截至2020年5月12日，該基金已經爲3543名（共3545人次）抗擊疫情醫務工作者提供人道救助。其中，3485名因抗擊疫情而不幸感染的醫務工作者，每人獲得10萬元資助；58名因抗擊疫情而不幸殉職的醫務工作者，每個家庭獲得100萬元資助。

經試運行，5月12日，字節跳動醫務基金醫務心理支持項目“安心計劃”正式啓動，將爲基金資助過的所有需要心理支持的感染醫務人員、殉職醫務人員家屬提供免費的一對一心理疏導、每月一次心理健康（直播）公開課，幫助其緩解焦慮、抑鬱等情緒壓力，恢復積極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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