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啓笛 編輯|漆菲

“一個不足夠”“子女是國力”“孩子是大韓民國的希望”——這是2019年韓國保健福祉部和教育部爲鼓勵國民生育打造的宣傳廣告。海報上，一名孕婦雙手託着畫有韓國國旗“太極旗”的孕肚。

可如今，韓國人卻不願生孩子了。據韓國統計廳2019年12月初公佈的數據，同年第三季度，韓國新生兒總數和生育率均創下歷年同期最低水平。繼2018年韓國成爲全球唯一一個生育率跌破1的國家以來，如今或將創下更低紀錄。這讓不少人擔心，如果不加以干預，韓國就要“亡國滅種”了。

爲了鼓勵國民多生孩子，韓國衛生部提出過“熄燈造人”計劃——保證員工每月至少一天可以7點半前下班，早早回家“造人”。政府還舉辦了鼓勵生育的口號徵集大賽，最終得獎的口號是“爸爸，我一個人很孤單，我想要弟弟妹妹”。

過去十年，韓國政府在解決低生育率問題上已經投入超過100萬億韓元（約6000億人民幣），卻看不到任何好轉的跡象。“爲了國家，我可以拿着槍，衝上戰場。但是，你不能讓我爲了國家去生孩子。”一名韓國女性看到宣傳海報時評價說。

我都不幸福，孩子能幸福嗎

34歲的金寶拉，如今和妹妹、弟弟以及朋友四人，租住在首爾市一套70平米的公寓裏。她在這裏住了4年，但如今的租金讓她備感壓力。合約到期後，她打算搬去首都周邊的衛星城，“市內已經住不起了”。

現實處境讓金寶拉不想結婚，更不想生孩子。“沒錢、沒資源、沒時間，每天下班只能縮在公寓裏喫拉麪，你讓我結婚生子？”談到生育話題時，她滿腹怨言。

“其實我是非常喜歡小孩的，但回想自己的成長軌跡就會覺得：真的不值得。我不斷問自己，讓孩子生活在這樣的國家實在太累了吧？”金寶拉口中“這樣的國家”，在負債率、失業率、自殺率、離婚率、低出生率、老齡化指數以及貧困率等指標方面，位居世界前列。

“他是不是會像我一樣，就算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也要加班到很晚，還要忍受着一些不能拒絕的社交活動。即便結婚了，還得支付天文數字的房租，老了後還可能面臨‘老無所養’的問題。孩子生活在這個世界，應該是充滿希望，期待美好，但我覺得他來到這個世界，一輩子都不會幸福的。”金寶拉說。

就業、房子、教育是韓國年輕人的三大壓力源。韓國失業人數在2018年達到107.3萬人，創下歷史第二高的紀錄，僅次於金融危機爆發時的1999年（136.4萬人）。高失業率引發一系列的連帶效應——找不到工作意味着沒收入，沒收入意味着沒錢結婚，不結婚則意味着不生孩子。

30歲的金政敏如今在首爾一家中小型廣告公司擔任次長，稅後年收入約3700萬韓元(約22萬元人民幣)。他租住在首爾南部一間40平米的公寓，月租是135萬韓元，除去每月的公寓管理費、保險費，所剩生活費不到100萬韓元，再加上工作應酬，幾乎沒有結餘。

“我周圍的人，沒人因爲生了孩子而感到生活變得更好。首爾的房價、物價近些年來不斷飛漲。我每天睜開眼睛就想，我又爲房東打了一天工。我努力想要買房，但現在的房價對我來說太難了。”金政敏抱怨說。

韓國政府房地產監測機構的數據顯示，現任總統文在寅2017年上臺後，首爾中間價位公寓的總價從6億635萬韓元（約420萬人民幣）飆升至2019年10月的8億7525萬韓元（約540萬元人民幣），漲幅達到44%。相比之下，韓國工薪階層2018年的平均年收入爲3634萬韓元（約21萬元人民幣），僅比上年上漲4.6%。

根據NH投資證券一份名爲《國際化主要城市的住宅價格分析比較》的報告顯示，2018年年底，首爾的房價收入比（PIR指數）爲21.1，比紐約（11.3）、東京（13.1）、倫敦（20.6）都要高。

房價漲幅與出生率形成反比。1999年首爾住宅新房平均售價爲每平方米30萬韓元（約1800元人民幣），到2019年漲至每平方米778萬韓元（約4.7萬元人民幣），爲全國平均房價的兩倍以上；出生率則從1999年的1.42跌至2018年0.98。“男人有房，什麼缺點都可以原諒。”這是當前韓國女性在選擇結婚對象時最流行的一句話。

年收入高低對生育率的影響表現得更爲明顯，根據韓國《勞動社會研究所》統計，30歲到40歲的韓國男性中，年收入1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人中，有82.5%選擇結婚；年收入15萬元人民幣以下的男性中，僅有6.9%的人選擇結婚。

即使收入不菲，也有人因高昂的教育費用放棄生子。現年46歲的金賢圭（化名）結婚8年，家庭年收入約爲70萬元人民幣。他所在的媒體公司有着不錯的福利，被韓國人稱爲“宇宙最好的公司”。但爲了在首爾擁有自己的房子，他和妻子決定做“丁克一族”。“養孩子的費用實在太貴了，房子與孩子幾乎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金賢圭說。

據統計，韓國人從出生到大學畢業的22年間，至少需要花費3億890萬韓元（約190萬元人民幣）。平均每年約花費1400萬韓元（約8.6萬元人民幣），相當於韓國人平均年收入的1/3。這還不包括教育費用和將來的成婚費用。

“我常常自問，活到30多歲，我很努力了，但還是沒能進入自己期盼的那個階層。這令人感到茫然、沮喪。如果將來我的孩子問我，他爲什麼不能擁有那樣的生活水平，我真的無法回答。”金寶拉說。

我放棄了一切，結果成了“媽蟲”

女性在韓國社會中的生活困境，同樣是影響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近熱映的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講述了30多歲的韓國職場女性爲養育2歲的女兒所經歷的艱苦日常。僅一個多月，其累計觀影人數就突破360萬人次，很多韓國女性對電影中職場媽媽遭遇的挫折都感同身受。

在秉持儒家思想的韓國，不願生育的女性並不能被一些觀念傳統的人所接受，她們通常被指責爲“太自私了，應該想想能爲國家貢獻什麼”。

不久前在韓國國會舉辦的一場人事聽證會上，公平貿易委員會主席候選人趙成旭被一名保守派男議員指責稱，她未婚未生育，沒能承擔國家責任，沒對國家發展做出貢獻，因此不是合格候選人。這番指責引起輿論譁然。趙成旭是韓國第一位在哈佛攻讀經濟學博士的女性，又在首爾大學擔任金融學教授，履歷十分亮眼，但依然要看保守社會的眼色。

對很多韓國女性來說，從選擇生孩子開始，就要做好切斷所有社會關係的思想準備。“我生下了一個孩子，痛得要命。我放棄了我的生活、工作、夢想，我的人生，放棄了自己，把孩子養大，結果成了‘媽蟲’。我現在該怎麼辦? 很多極端的情況下，你必須放棄自己的生命，才能擁有一個生命。”電影中的主人公金智英如此說道。

因爲電影的走紅，“媽蟲”也成爲韓國近來流行的詞彙，諷刺那些靠丈夫養活、自己喫喝玩樂的全職媽媽。這一歧視性詞彙出現的土壤，正是長期籠罩在韓國社會的一種意識——女性只能作爲男性的附屬者，母親必須犧牲奉獻、抑制慾望。

韓國有調查顯示，照顧零到兩歲孩子的全職主婦一天只有4小時左右的閒暇時間，但她們的勞動價值卻難以得到承認。心力交瘁之際，金智英帶孩子上公園遛彎期間買了杯咖啡，卻被路人當面議論：“我也好想用先生賺來的錢買咖啡喝、整天到處閒逛……媽蟲還真好命！”這直接導致她精神崩潰。

韓國職場對女性向來不友善。以2015年爲例，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簡稱經合組織）成員國的男女平均工資差距爲14.5%，韓國卻高達37.2%。韓國已婚女性每五人中就有一人因爲結婚、生育辭職。即便在2018年，韓國職場女性的工資也僅爲男性工資的66.6%。

多名女性受訪者稱，那些生完孩子回到職場工作的女性，也飽受隱性歧視。“雖然法律規定產假可以歇三個月，但很多媽媽根本等不到產假結束就匆匆趕回來上班。經常聽到的議論是，那麼大年紀，都兩個孩子的媽了，還回來幹嗎？”

“這種情況下，希望得到工作的已婚女性根本不敢生育，而希望積累工作經驗的未婚女性則會迴避結婚。這就是韓國的現實。”首爾社會福祉大學院大學學者允洪值向《鳳凰週刊》評價說。

提高出生率，韓國錯過了30年

2018年的韓國生育率僅爲0.98，這意味着平均每個女性生育的子女數量不到1人。

二戰結束後，一定規模以上國家和地區中出現“破1”情況只有兩次：一次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在統一後的東德地區；另一次是2010年中國臺灣地區的民衆因生肖問題不願生孩子。除此之外，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從未發生過類似情況。

超低生育率意味着韓國正走向人口崩潰。韓國目前總人口爲5106.9萬，按照現在的生育率計算，從2031年起總人口將開始減少，到2065年將減至4300萬，2165年將萎縮到1500萬，最終歸於“消失”。牛津大學人口學教授大衛·科爾曼因此將韓國列爲頭一個因人口減少而從地球上消失的國家。

曾幾何時，一名韓國女性所生子女平均超過6人，政府因此感到擔憂，認爲人口增加將對經濟發展構成威脅。1961年，韓國政府發佈第一次經濟發展五年計劃，開始實施遏止人口增長的生育政策。1970年，韓國新生兒數量一度達到過100萬的創紀錄峯值，之後出生率明顯下降，到了70年代末，韓國總生育率由6減至2。

1983年成爲韓國生育率“崩潰”的重要節點。同年7月，韓國總人口突破4000萬，引發政府對於生育政策實施不到位的擔憂。“兩個也很多，始終爲一個而感到滿足”的宣傳海報貼滿大街小巷。全國主要城市還設立了“人口數電子警示牌”。在印有“現在我們國家人口”的電子顯示器上，人口數量不斷髮生變化，下方寫着：“可怕的核爆。”

那個時代，人口數量就像核爆一樣，令韓國上下感到不安。1983年，韓國政府派出醫療車輛進駐農村，宣傳和實施避孕政策，有女性直接在醫療車上接受手術。政府還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以鼓勵獨生子女。只生1個孩子的家庭，孩子在上學前可以享受免費醫療保險，並能免費就讀幼兒園，收入較低的家庭還能享受育兒補貼。而3個孩子以上的家庭，多出的配額需要收取醫療費用並增加稅收。

1990年代中期以後，韓國生育率開始急劇下降。1996年，韓國政府發表《人口素質及福利政策》，維持低生育率目標，這讓其生育率在1999年降至1.43，2002年進一步降至1.08。

最終在2005年，韓國生育率達到30年來的最低值——1.08。這下韓國政府開始急了，由放棄計劃生育轉向鼓勵多生育。2005年，韓國出臺《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基本法》，次年提出“2020戰略”，計劃到2020年將生育率提升到1.6。

“韓國政府沒能讀懂長期低生育率發出的危機信號，錯過了應對低生育率、轉變人口政策的時期，虛度了30年時光。”高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黃明振向《鳳凰週刊》解釋說，人口政策的週期很長，要取得效果要等很長時間，而要想改變已經形成的趨勢需要更長時間。

過去十年來，韓國政府投入了鉅額補貼用於獎勵生育孩子的家庭，對結婚、生育、子女養育等環節給予鼓勵。例如，政府每年向月收入低於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婦提供5萬套保障住房；爲懷孕女性提供一定的產前診療檢查費用；子女不滿6歲時，女性可以擁有1年產假在家養育子女，其間每月可領取40萬至50萬韓元的補貼，僱主必須保留生育婦女的職位。

但由於存在前文所述的種種掣肘，這些補貼最終收效甚微。不少國民認爲，政府的生育政策理念30年來都沒有變化，從前是限制生育，現在是“逼迫”多生育。例如，20世紀60年代鼓勵生育時的標語是“三三好”，即“35歲以前生育3個子女”；到了21世紀變成“一二三運動”，即“婚後1年內懷孕，生育2個子女，35歲前完成使命”。

談到韓國女性如今的抉擇，韓國開發研究院(KDI)教授崔瑟基解釋說，1983年以來，韓國一直保持着低出生率的趨勢，政府和學界卻沒有認真考慮過這個問題。世界早已從控制人口政策向強調人權的方向轉變，我們卻錯過了這一潮流，在人口政策上至今未能擺脫國家主義的框架和家長制的態度。“這種氛圍下，年輕一代對生育反感完全可以理解。”

“外界總是將韓國少子化的原因歸結於女性不想生孩子，但事實上，是因爲政府無法讓女性相信生孩子是個快樂的選擇。”黃明振反問說，“即便解決了人口問題，我們社會的其他問題呢?貧富差距擴大、低失業率，哪一個不比這個嚴峻？埋怨人口問題，可能是爲了迴避更爲重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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