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讵有己，纵心何复疑”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最宝贵的又是青春

古人出远门，大抵是不会好过的：昔时不比今日，沿路既没有旅馆客店，也没有车水马龙。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往往要披星戴月、翻山越岭；路上还会有数不清的艰险磨难、盗匪猛兽。陶渊明年轻时曾经远游，却是随着性子走走停停，既无时间苛待，更没有使命掣肘。可公事就不同了：“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公人们有交代在身，即便“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也不得不加紧赶路，以防误了官家的大事。陶渊明文人出身，又在浔阳柴桑怡然自得多年，原先对往返远途的公人故事也只是听说，竟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也会有这般紧迫的时候。

然而，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现在自己滞留在这个地方，离他想要探望的家人仅一江之遥。思来想去，“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的归隐想法再一次跃然纸上———或许，对田园诗人来说，什么政治抱负、仕途理想，本就是多余的，他注定要在什么都没有的陶家园里潦倒下去，等着自己死后成为后世文人眼中的丰碑。

“当年讵有己，纵心何复疑！”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中最宝贵的又是青春。对陶渊明而言，青春韶华早已离他而去，年未不惑就已经斑白的发丝也在无情地提醒他：时间不多了。可是，对现在的陶渊明来说，他应该更想把捉襟见肘的时间花在建功立业上吧？毕竟，作为陶侃的后代，陶渊明没有理由拒绝那份姗姗来迟的诱惑。

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司马道子朋党继续在朝廷中一手遮天；新继任的皇帝司马德宗虽然已年满15岁，却是个连寒暑冷热、温饱饥饿都不懂得的白痴皇帝。有主如此，做权臣的司马道子当然十分开心，反正现在朝中的大小事务本来就是靠着他的决断独掌乾坤，现在倒连请皇帝盖玉玺的工夫都省去了，于是司马道子行事主政更加骄纵，连同他那个年仅16岁的儿子司马元显，也开始积极谋划，准备接任父亲的权臣之位了。

事情做到这一步，所有人都明白会稽王父子的算盘是朝着哪条通途大道啪啪作响了。

只是司马父子似乎忘了，无论他们在朝中有多少呼风唤雨的能耐，最终决定皇朝未来的都不是都城里的权臣———赵高死在了咸阳，吕氏死在了长安，王莽死在了出逃路上，而篡权成功的曹马两家，他们背后都有着相同的地方：军队。

那么军队又在哪里？军队在地方，在那些雄霸一方的刺史手中。

青兖刺史王恭就很不喜欢司马氏父子的专权行为，尤其看不上司马道子最大的心腹王国宝那副狗仗人势、狐假虎威的德行，时刻想要将他杀之而后快。这个想法在孝武帝司马曜驾崩、安帝司马德宗登基后变得愈加炽烈起来。终于在这一年的7月，王恭联合荆州刺史殷仲堪，以诛除王国宝的名义大举起兵，准备趁势讨伐司马氏父子。

大难当头，见惯了杀人不见血的司马道子对真正的腥风血雨毫无抵抗能力，被吓得团团乱转；倒是年仅16岁的司马元显极力劝父亲出兵抵御。司马道子无奈，便任命儿子为征虏将军，让他带着建康守军和徐州兵前往克敌。但大军出发没多久，早被王恭吓破胆的司马道子竟迅速改变心意，命人将王国宝逮捕后赐死，还一道杀掉了王绪，摆明态度向意在自己的青兖刺史示弱。

似乎是担心王恭借机继续作乱，司马道子彻底摒弃了权臣的威严和架子，专程派人前往王恭营中道歉，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他的示弱令王恭十分受用，不久王恭就撤了反兵，回到京口驻扎；司马道子的首次危机就此渡过。

此时的陶渊明还待在陶家园中，寻思自己是否真应遵从内心的热切盼望，前往刺史们的治所里谋一个生计，好抚慰那颗年过30却仍悸动不止的雄心。结果，上天似乎真应了他的犹豫，再次向东晋抛来了灾难。

打退（如果算是“打”的话）王恭和殷仲堪的军事讨伐后，司马道子对外地刺史的军权十分忌惮，于是准备将自己的族中心腹安排到地方，引以为外援。这一举动自然招来那些在地方上摸爬滚打多年的官员不满———他们有人终生都没去过建康，如今却将要看着建康人的脸色行事，不悦之情溢于言表。隆安二年（398），因不满司马道子任命司马王愉接任江州刺史职务并占据己方地盘，豫州刺史庾楷上表无果后找到一年前刚讨伐过建康的王恭，极力劝诱他再次讨伐司马氏。王恭被他说动，决定7月再次出兵建康；不过鉴于司马氏已经有人在外地做了刺史，除了殷仲堪、庾楷、南蛮校尉杨佺期外，王恭决定为自己再寻找一个帮手。

这个帮手是广州刺史桓玄，他就是陶渊明后来找到的“明主”。

桓玄不是别人，正是桓温最喜爱的儿子之一。373年桓温死后，桓玄的叔叔桓冲继承了他的扬州刺史职务和军队，5岁的桓玄则袭封南郡公爵位。他长相英武，为人豪迈爽朗，还善写书画文章，博学多才，很得当时荆江地区的文人名士们看重。有这些人的追捧，桓玄自己也颇负大志，认为他注定要做出一些豪杰雄主的事迹来。只是由于桓温晚年对篡位情有独钟，所以东晋朝堂对桓氏十分防备，直到太元十六年（391），20出头的桓玄才被召往建康，成为太子司马德宗的侍从。

后来，不堪忍受猜忌的桓玄离开建康，前往荆州的治所江陵居住；这里是桓氏的传统势力范围，桓玄叔侄、父子在此横行多年，当地百姓们对他们又敬又怕。时任荆州刺史的殷仲堪注意到桓玄的影响力，因此对他多有笼络；桓玄则有心借助殷仲堪的军力为自己的政治抱负做后盾，两个人就此结为同盟。

王恭第一次兴兵后，司马道子终于发现了盘踞在荆州的桓玄。本着既无近忧则必有远虑的担心，司马道子将桓玄派往广州做刺史———陶侃遭受王敦排挤时担任过的职位。桓玄从容地接受了这个不公的任命，却并未前往广州履职。恰逢王恭二次举兵，桓玄便同殷仲堪追随王恭讨伐司马氏，并在石头城大败朝廷军队。

身在浔阳柴桑的陶渊明，终于把目光转向了这个不到30岁就威名传遍天下的桓温之子。

然而到了9月，事态却出现了极具戏剧性的转变，天生的阴谋家司马元显再次展现自己阴毒如妖的政治手腕：他知道，王恭之所以一而再地讨伐建康，绝不是因为这个人有什么深不可测的政治企图，而是王恭自恃武力过人，相信他的军队战无不胜。只不过，这个所谓的“战无不胜”，其实和王恭本人没有太大关系；他的战功其实主要建立在那支军队身上———曾经以一敌十、大破前秦80万大军的东晋精锐“北府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