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性格各异，对待生活态度亦不尽相同

在吴敬梓生活的历史时期，曾经应运而生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学者、文学家。当时进步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唐甄以及颜元、戴震等，都从不同方面，对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给予过同情，并广泛的描写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境遇。《儒林外史》写于作者三十九岁到四十九岁之间，由于作者有着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后来他又“远游以观察社会，广交以体验人事”，把感情全部熔铸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在绘制出儒林百丑的同时，也为我们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小市民形象。

他是一个下等戏子

市井小民在《儒林外史》中很多都是被放在正面的位置上加以赞扬的。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应是鲍文卿这个形象。鲍文卿本是一个受上层社会鄙视的下等戏子，但在小说中作者却对他有着特殊的叙述。当人家拿出五百两银子请他在知府面前讲情时，被他坚定的予以拒绝。他“自己知道是个穷命，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用”。他不愿让没理的人赢了官司，而让有理的一边含冤受屈，在毫无相关的背景下，他却毅然决然的选择了真理，他的话便表明他有着崇高的人格。

另外，鲍文卿与向鼎的友谊也是很值得称道的。鲍文卿和向鼎的友谊是以神交开始的，由于地位的悬殊，二者本不存在关系，但本素不相识的伶人鲍文卿由于出自内心的正义而援助了向鼎，无形中打动了向知县，并在交往中培养出深厚的感情。鲍文卿的出现，无疑是在儒林百丑图外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中我们看出作者对为人正义的宣扬。鲍文卿的再现可以说是作者的着意而为,正是他的出现引领了书中各色小市民的频频登场，在吴敬梓高举人性大旗的旗帜下，扮演了一个急先锋的角色。

鲍文卿在《儒林外史》中是市民阶层的一个典型。吴敬梓对这个人物的塑造可说是颇费心思，以至延续到对他过继儿子鲍廷玺的描写。在庞杂的儒林百丑图中，父子二人事迹几贯始终，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吴敬梓对于市民阶层的关注是持久的，也是必然的，明显的体现着作者人民性的思想根基是贯穿于创作《儒林外史》这部作品的始终的。

闪光的小人物友谊

在尔虞我诈的封建社会上层，真挚的友情被泯灭的荡然无存，作者在此种情形下只得将眼光转向下层社会，在小市民中寻求友谊的花朵，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末世人与人间的情感悲剧。也借此有力的抨击了封建上流社会。在封建末世，卜老爹的生活境遇反映着一些安分市民的真实生活。作者让他们在友谊的背景下出场，既是对即将到来的悲剧的无奈，更是对封建社会的一种控诉。在等级制度分明的封建社会，小市民所受的压榨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用极少的收入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一旦有大的变故发生，他们更是难以抵挡。所以这些人便很容易接近，彼此了解对方的心境，他们之间所缔结的友谊也最为真挚。卜老爹和牛老爹正是这种真挚友谊的见证者。

封建社会摧残读书人

但相比之下，倪老爹的境遇便显得更加悲惨。倪老爹本是一个做了三十七年秀才的人，但由于多年读书使得他“拿不得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儿女又多，只得借这手艺糊口，原是没奈何的事？”如今更是“老妻还在，六个儿子，死了一个，而今只得第六个儿子在家里，那四个……”被卖到了他州外府。在封建社会恶吏贪官当道的大背景下，市民阶层受到了空前的压迫。大多数人天天为了生计奔波劳碌，还有一些人走投无路，卖儿卖女。对倪老爹的描写是作者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无情揭露，揭示出市井细民低卑的，毫无保障性可言的困苦生活。

像倪霜峰这种介于秀才与市民之间的封建社会一心向仕的人群并不占少数。他们往往追求功名而变得“手无敷鸡之力”，而且他们又不善于经商，只得干些如修乐器、代笔写状、算命等行当。这些谋生的手段充其量也就能养活自己，最终总落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下场。倪霜峰的遭遇是封建末世朝廷取仕毒害读书人的一个缩影，我们这里把他也作为为市民看待是因为他的生活已经将其定位于市井商民，功名利禄只是他头脑中一个不可泯灭的影子，终不能助其摆脱贫穷。它的出现是作者对知识分子生活境遇的一种思考。由于作者的身世，他不可能对这些人无动于衷，以至于吴敬梓后来的落魄，也可以在倪霜峰身上看到影子。

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的牺牲品

相对而言，替人看守祖坟的邹吉甫则是另一种受人压榨，毒害的市民形象。邹吉甫和他的儿子多年来为娄家看守着祖坟，并对娄家中人向来恭恭敬敬。《儒林外史》中他的出场便颇显出这位老者的谦卑和迂腐。当刚一看到娄家的两位少爷时，他说：“我夫妻两个，感激太老爷、少老爷的恩典，一时也不能忘。我这老婆子，每日在这房檐下烧一炷香，保祝少爷们仍旧官居一品。”在摆上酒席后，更是不敢来陪，两公子再三拉他同坐，还说：“乡下的水酒，老爷们恐吃不惯。”几句话不但把邹吉甫这个忠于主人，不敢违规的小市民形象刻画的有声有色，也表现出在封建王朝统治下，市民阶层逐步沦丧了自身的人格尊严，为了生计不得不寄人篱下的的悲惨迥境。

邹吉甫是封建社会奴才式小市民的一个典型。他们或寄居于达官富人的门下替其看坟守墓，或时常献媚于主上以求得到生活的保障。这种人的出现充分体现出小市民阶层的悲哀。也同时让我们注意到封建等级制度的不平等性。这种小市民的结局也必然被淹没在平凡的悲怆之中。当邹老爹的傻儿子争抢吃的的时候，这种悲剧便又加深了一层。

这些正面市井小民的出现，充分体现出了吴敬梓的爱憎情感。对他们的描写，可以看出，吴敬梓对他们的态度是又怜又恨。怜的是他们生活境遇的悲惨，恨的是他们的愚昧和落后。倪老爹为了生计，为了入仕，可以卖儿卖女，邹吉甫同样为了生活，却要奴颜媚骨。他们是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的牺牲品，在那个“惟才入用”的时代，造就了他们愚昧、无知的品性。

虽然他们心地淳良，但摆脱不了时代环境对他们的束缚，至于牛老爹与卜老爹的遭遇，更是吴敬梓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无情嘲弄。卜老与牛老之间存在着纯真的友谊，而这种友谊在上层社会却是不可能出现的。吴敬梓对他们给予关注，并深深同情。这些人虽然有着淳良、质朴的心地，却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所不容的。最终造成的悲剧，也是社会制度制约下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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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真性情的市民，在义利的取舍中，更反衬出了儒林之丑与势利炎凉。通过卜老爹、牛老爹、倪老爹以及邹吉甫的形象塑造，吴敬梓把受压迫、受损害的小市民阶层所存在的固有问题提示出来，作者从中渗透着极大的同情与无奈。在对儒林百丑进行刻画的前后，对市民阶层的深刻剖析更增添了这部讽刺奇书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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