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对满清的合法性，一直存在比较多的争议。清朝得天下未免得的太容易，这也足以令人诽谤。而且入关后清朝对汉人采取过于严厉的手段措施，这都令人对满清统治不满，这些因素影响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到了晚清，清朝呈现颓废的状态，此时能够力挽狂澜的只有曾国藩、李鸿章之辈，如果没有他们撑着，清朝早就完了。曾国藩是对清朝十分忠诚的人，私下里对清朝的命数也不无忧虑。

曾国藩有一个门客叫赵烈文，后来他写了一本书《能静居日记》，详细记录了曾国藩的话，其中一些话颇为惊世骇俗，谨慎如曾国藩能说出这番话，这足以让我们怀疑人生。

曾国藩曾对赵烈文说：“现在京城治安很不好了，盗匪简直明目张胆，你看那条最繁华的街道有多少乞丐，很多女人穷得衣不遮体，很多孩子饿得面黄肌瘦…百姓的钱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这样下去，早晚会激起民变，清朝国祚恐怕不长。”

赵烈文说：“满清入关两百多年来，一直很安定，虽然说天下有统一就会有分裂，但依我看政府一时半会烂不掉，所以你所谓的分裂局面，烈以为不会出现，至少暂时不会出现。如果现在激起民变，清政府也不会倒台，起码还能运转一百多年。”

曾国藩伸出四根手指说：“依我看四十年后，中国会彻底灭亡。”

赵烈文大惊失色，犹豫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话。

曾国藩说：“如果南迁呢，你认为会不会有转圜余地？”

曾国藩想的是清政府不可能一下子完蛋，这么大的一个产业，一时间也死不透，如果都城南迁，没准还能出现两个政权并立，跟南宋时期一样，说不定还能存活很久。

赵烈文却摇摇头说：“不能跟东晋、南宋一样幸运，当时政权是有其特殊性…我们的政权，恐怕会完全垮掉，这样覆亡地更彻底。”

曾国藩说：“此言差矣，当朝皇帝品德很正，我看国家不会到这种地步，皇帝品德端正，国运必定会昌隆。”赵烈文说：“皇帝确实品德端正，国运会旺，这个我同意，但本朝刚开始杀戮太重，得到天下又太容易，有些投机取巧，开国之君道德有亏。常言道，只要开国之君不厚道，守成之君再厚，也无济于事。”

赵烈文的谈话非常直率，他说：“要知道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这一席话也让曾国藩如雷贯耳，震惊良久。

什么叫善恶不相抵呢？你后来的善行，并不能抵消恶行，善行会获得善行的付出带来的回报，而恶行一样要承担后果。古人非常信因果报应，所以才会有这样一番帝王品行与国运的对话。

赵烈文说话比曾国藩还大胆，还切中要害，他从根源上否定了满清政权的合法性，一个不合法的政权，一个不合乎道德的统治，即使后世的君主再英明，也无济于事，早晚会被推翻。

“嘉定三屠”是满清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幕，也是极具代表性的一幕，正因为嘉定的汉人不投降，满清统治者就翻来覆去杀了人家三遍，这种罪行足以动摇民心。

民心不稳，即使政权过了两百年，也还是有隐患存在，只要经济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激起民变。当时中国税收得极高，大家没有安全感，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如果此时有一个具有野心和煽动力的人煽动民愤，清朝很有可能一下子就灭亡了，根本不用等到曾国藩所说的四十年。

曾国藩仰天长叹一声，流着泪说：“我现在日夜盼望早死，担心见到国家社稷之倾覆。”其中，“宗祏之陨”也能看出曾国藩对清朝即将来临的灭亡也有洞见性。

赵烈文有很多睿智的观点，他评论时政也是一针见血，他认为恭亲王的聪明是小聪明，至于慈禧的“威断”是刚愎自用，不是社稷之福，反而是社稷之灾。别看慈禧在小事上很“威断”，但遇到大事就很容易被蒙蔽。他说，如果想挽救局面，必须“默运天心”，而不能刚愎自用。

曾国藩的情感很复杂，一方面他认为清朝快完蛋了，一方面又抱有幻想，忠诚得过于迂腐，也不是一件好事。

清朝在体制上如果不发生大的变革，就算他有勇有谋，覆亡也是早晚的事。曾国藩无意间预言了清朝的命运，想想对于他而言，也是极为痛苦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