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之后，晚清有两个靠军功晋身的政坛大佬，一是李鸿章，一是左宗棠。他们两个人一度是晚清大局的支撑者，朝廷商议军国大事往往都要先征求这二位的意见。曾国藩在世的时候，两人尚相安无事，曾国藩一去世，他们就开始争斗了。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左、李之争实则湘、淮之争，又或是爱国与卖国之争，这样的观点笔者是不能苟同的，因为他们相争具有更深远的影响，甚至一定意义上对国家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性。

左、李相争，一开始是意气之争，左瞧不起李，李也看不起左，此时之争的根源在于“才”，尚不伤筋动骨；后来曾国藩同时保举二人一人为浙江巡抚，一人为江苏巡抚，左很快获批，而李迟迟未准，自此李心中怏怏不服，此时之争始于“功”；再后来，因著名的“塞防”与“海防”之争，二人的政见浮于水面，弄得举世皆知，此时之争在于“势”。

如今，当我们再来看塞防、海防之争孰是孰非，已属事后诸葛亮，我们重点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何他们会有这种政见之争。本来左、李二人，一个驻西北边地，一个驻东部沿海，都属于朝廷要害之地，互不干预，塞防重要，还是海防重要，他们心里其实都很清楚。在当时的背景下，丁日昌所说的“东北最为重要，东南与西北次要，西南又次之”这句话，才是最为准确的。

李鸿章主张重海防的背景，是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的中日《台事专约三款》。十一月，醇亲王奕𫍽提出购买铁甲舰等，着力筹备海防。因参与台湾之役颇得舆论好评的沈葆桢，在《复陈海防疏》中推举李鸿章为海防统帅。但是左宗棠上奏予以反驳：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反之，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不仅陕西、甘肃、山西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无晏眠之日。

显然左宗棠道出了朝廷最担心的隐患，即京师不稳。后世认为左宗棠“理长”，其实就长在这里，这也是慈禧之所以支持左宗棠的说出不出口的根本原因。但这并不说明，李鸿章的海防并不重要，相反，以当时的形势来看，东南沿海一带也是朝廷的隐患所在。

塞防、海防的政见之争，左宗棠胜出。但这种政见之争，很快就延伸到各个领域。李鸿章四处发信，授意山西巡抚鲍源深、河南巡抚钱鼎铭等人奏陈西征军应停兵撤饷；当争执失败后，还力图对左宗棠的协饷作釜底抽薪之计，授意督抚拒拨陕甘协饷。

左宗棠西征，仅仅两年时间所费军饷就出乎意料，原本打算是一千万两，到后来西征军饷积欠高达两千六百余万两。由于李鸿章从中作梗，左宗棠拟借洋债一千万两以应急。可是，李鸿章、沈葆桢都上奏反对借贷洋款，李鸿章还搬出了税务司赫德唆使英商拒绝借贷。

左宗棠西征尚未结束，二人政见之争由塞防海防转向了条约之争。朝廷指派崇厚与沙俄谈判，签订合约。但条约签订后，朝中纷纷指责为卖国条约，要求废约。左宗棠信心满满，主张“分道急进，直取伊犁”。他的这一主张，令李鸿章感到海防军费更加遥遥无期，心中自然不乐。

于是李鸿章斥责说中俄交涉节节贻误，甚至破口大骂左宗棠“倡率一班书生腐官，大言高论，不顾国家之安危”。左宗棠当然也不会示弱，他在后来中法战争签订和约之后把李鸿章对他的嘲讽都回敬了过去，“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互相之间的攻击谩骂，闹得人心不知所向。

左宗棠、李鸿章的政见之争，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为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有人甚至将其看作是君子之争，却不知，无论是古之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还是今之左宗棠与李鸿章之间的纷争，实质上都带有个人私利在里面，其危害比一般意义上的腐败更厉害，影响也更深远。假如两人平心静气，妥为商量，求一个两全之策，或许，晚清的大局不至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