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之後，晚清有兩個靠軍功晉身的政壇大佬，一是李鴻章，一是左宗棠。他們兩個人一度是晚清大局的支撐者，朝廷商議軍國大事往往都要先徵求這二位的意見。曾國藩在世的時候，兩人尚相安無事，曾國藩一去世，他們就開始爭鬥了。

或許在很多人看來，左、李之爭實則湘、淮之爭，又或是愛國與賣國之爭，這樣的觀點筆者是不能苟同的，因爲他們相爭具有更深遠的影響，甚至一定意義上對國家帶來了極大的危害性。

左、李相爭，一開始是意氣之爭，左瞧不起李，李也看不起左，此時之爭的根源在於“才”，尚不傷筋動骨；後來曾國藩同時保舉二人一人爲浙江巡撫，一人爲江蘇巡撫，左很快獲批，而李遲遲未準，自此李心中怏怏不服，此時之爭始於“功”；再後來，因著名的“塞防”與“海防”之爭，二人的政見浮於水面，弄得舉世皆知，此時之爭在於“勢”。

如今，當我們再來看塞防、海防之爭孰是孰非，已屬事後諸葛亮，我們重點要討論的問題是爲何他們會有這種政見之爭。本來左、李二人，一個駐西北邊地，一個駐東部沿海，都屬於朝廷要害之地，互不干預，塞防重要，還是海防重要，他們心裏其實都很清楚。在當時的背景下，丁日昌所說的“東北最爲重要，東南與西北次要，西南又次之”這句話，纔是最爲準確的。

李鴻章主張重海防的背景，是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清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的中日《臺事專約三款》。十一月，醇親王奕譞提出購買鐵甲艦等，着力籌備海防。因參與臺灣之役頗得輿論好評的沈葆楨，在《復陳海防疏》中推舉李鴻章爲海防統帥。但是左宗棠上奏予以反駁：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連，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反之，新疆不固，則蒙古不安，不僅陝西、甘肅、山西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無晏眠之日。

顯然左宗棠道出了朝廷最擔心的隱患，即京師不穩。後世認爲左宗棠“理長”，其實就長在這裏，這也是慈禧之所以支持左宗棠的說出不出口的根本原因。但這並不說明，李鴻章的海防並不重要，相反，以當時的形勢來看，東南沿海一帶也是朝廷的隱患所在。

塞防、海防的政見之爭，左宗棠勝出。但這種政見之爭，很快就延伸到各個領域。李鴻章四處發信，授意山西巡撫鮑源深、河南巡撫錢鼎銘等人奏陳西征軍應停兵撤餉；當爭執失敗後，還力圖對左宗棠的協餉作釜底抽薪之計，授意督撫拒撥陝甘協餉。

左宗棠西征，僅僅兩年時間所費軍餉就出乎意料，原本打算是一千萬兩，到後來西征軍餉積欠高達兩千六百餘萬兩。由於李鴻章從中作梗，左宗棠擬借洋債一千萬兩以應急。可是，李鴻章、沈葆楨都上奏反對借貸洋款，李鴻章還搬出了稅務司赫德唆使英商拒絕借貸。

左宗棠西征尚未結束，二人政見之爭由塞防海防轉向了條約之爭。朝廷指派崇厚與沙俄談判，簽訂合約。但條約簽訂後，朝中紛紛指責爲賣國條約，要求廢約。左宗棠信心滿滿，主張“分道急進，直取伊犁”。他的這一主張，令李鴻章感到海防軍費更加遙遙無期，心中自然不樂。

於是李鴻章斥責說中俄交涉節節貽誤，甚至破口大罵左宗棠“倡率一班書生腐官，大言高論，不顧國家之安危”。左宗棠當然也不會示弱，他在後來中法戰爭簽訂和約之後把李鴻章對他的嘲諷都回敬了過去，“對中國而言，十個法國將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互相之間的攻擊謾罵，鬧得人心不知所向。

左宗棠、李鴻章的政見之爭，表面上看起來都是爲國家利益、民族利益，有人甚至將其看作是君子之爭，卻不知，無論是古之王安石與司馬光之爭，還是今之左宗棠與李鴻章之間的紛爭，實質上都帶有個人私利在裏面，其危害比一般意義上的腐敗更厲害，影響也更深遠。假如兩人平心靜氣，妥爲商量，求一個兩全之策，或許，晚清的大局不至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