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1日，美國白宮終於要求往來人員戴口罩，但特朗普仍然“堅決不戴”。

一

自疫情發生以來，世界各地關於“要不要戴口罩”，經歷了一個或迅速、或糾結、或漫長的過程。

美國白宮和特朗普本人，大概是堅守“不戴口罩”陣地的最後堡壘了。

東亞國家，是戴口罩最迅速的國家。尤其是中國，幾乎是一夜之間，全體民衆都戴上了口罩。

沒有糾結，沒有爭吵，沒有拉鋸。

口罩對防護有效果——認識到這一點，東亞國家無需動員，沒有任何心理負擔，立刻就戴上了口罩。

反觀歐美國家，雖然有“口罩防護效果不明確”、“口罩產能不足”、“擔心引起不必要的恐慌”等種種客觀理由，但對於他們的民衆來說，“戴上口罩”確實是一個需要克服很大心理障礙的舉動。

戴口罩，會造成生理不適——呼吸不暢，胸悶氣短，大腦缺氧，等等。

但相比病毒造成的可怕後果，這點代價是可以接受的。

真正難以接受的，反而是文化心理上的一些因素。

戴口罩，居家隔離，關閉公共場所……每一項防疫措施，以中國爲代表的東亞國家，都完成得非常迅速。

很多人把這些歸因於東方式的集體主義文化傳統。

相應地，強制戴口罩、禁足令等看起來“侵犯個人權利”的舉動，在一些標榜個人自由、個體權利的國家，就有點不太容易接受了。

口罩，在這些地方被賦予了價值觀意義和文化意義，從而使“戴口罩”這一極其簡單的防疫措施，變得異常複雜起來，再疊加上政治考量和經濟考量，就成了一場漫長而曲折反覆的拉鋸戰。

二

大禹治水和諾亞方舟，經常被用來比喻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

洪水來了，怎麼辦？

大禹帶領人們，疏通河道、清浚河牀，共同努力治服洪水。

諾亞造了方舟，沒有告訴其他任何人，帶領自己家人逃出生天。

這是古代寓言。

《流浪地球》，災難來臨時，帶着整個地球去流浪。

《2012》，災難來臨時，千方百計讓自己和家人獲救。

這是現代寓言。

寓言不能反映一切問題，但能窺見一些文化心理。

很多人對集體主義嗤之以鼻，認爲集體主義就是“只要集體，不要個人”。

這是一個嚴重的誤解。

真正的集體主義是“我爲人人，人人爲我”。

戴口罩是爲了自己，還是爲了別人？

居家禁足，不串門、不上街，是爲了自己，還是爲了別人？

答案是，既爲了自己，也爲了別人。

結果是，既保護了自己，也保護了別人。

而“堅決不戴口罩”的做法；爲了“上街自由”，集會、遊行甚至僞裝成玩具狗的做法，看似是在捍衛“個人權利”，其實是把自己和他人都置於危險境地。

三

疫情初期，各省抽調醫護人員，各地紛紛捐款捐物，全力支援武漢、湖北；中國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後，盡己所能幫助世界各國抗疫。

爲什麼這麼做？

因爲我們知道，疫情面前，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

任何地區、任何國家、任何個人，都無法不管別人死活，獨善其身。

中國文化和中國精神，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和治理效能，深刻詮釋了這一點。中國抗疫的巨大成功，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應對疫情，各國表現不一，背後有制度、文化等各方面原因，但都繞不開一個問題的解決：

如何平衡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衝突，使兩者最大程度趨於一致？

疫情可能短時間內很難徹底消除，在與新冠病毒的長期共存中，我們會經常遭遇並需要解決這一問題。

中國式的集體主義文化，顯現出了防控疫情的巨大效率優勢。但在疫情轉入“防反彈”、防控進入“常態化”後，如何繼續發揚中國文化中的有利一面，並藉機消除文化中的一些陋習、陋俗，則依然面臨不小的挑戰。

比如，不合理的“聚餐文化”，過多過濫的“開會文化”，會不會因爲病毒的長期存在，而得以減輕？

一些新風尚、新習俗，如爲了自己和他人健康佩戴口罩，公筷公勺分餐制等，會否就此形成“口罩文化”、“公筷文化”？

其他國家文化中的一些因素，在病毒威脅長期存在的情況下，也可能發生一些演化。

如一些國家的社交文化，宗教活動的大規模聚集等，在長期防控中存在較大隱患，可能會受到一定的抑制。

但不管具體的文化形態怎麼演變，相信在經過這場百年來最嚴重的疫情災難後，所有國家、所有人，都會對“我爲人人，人人爲我”的集體主義價值觀，沒有國家、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產生更深刻、更強烈的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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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衆日報客戶端記者 馬清偉 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