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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忠發,1922年加入我黨,之後積極參加工人運動;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爲中央委員;1928年7月,由於共產國際過分強調“領導幹部成分工人化”,再加上機緣巧合,向忠發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屆中央政治局一次會議上當選爲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正式成爲我黨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總書記。
1931年1月10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選舉產生了三位政治局常委,他們分別是:向忠發、周恩來、張特立。六屆四中全還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決定將全黨的工作重點轉到蘇區、紅軍和蘇維埃政權建設問題上去,並準備將大批的幹部和工人黨員送到各個紅軍根據地工作。
四中全會結束後,遠東局立即提出加強蘇區中央局的領導問題,並建議派即將從莫斯科回國的張特立來擔任江西中央蘇區書記。對此,總書記向忠發極力反對,稱張特立長期不在國內,對國內工作不熟悉,同時與江西蘇區的領袖過去在一些問題上有矛盾,難以合作,在蘇區工作剛剛走上正軌之際派張特立去擔任領導職務,對整個工作不利。
1919年,領袖在北大圖書館做助理員,與學生頭子張特立首次相遇,李大釗希望這兩位蘊藏着巨大才乾的青年人能夠成爲好朋友,特意爲雙方做了介紹,可領袖熱情地迎上前去,想與張特立握握手時,張特立卻只是點了點頭,然後便旁若無人地與李大釗高談闊論起來,似乎並沒怎麼把領袖這個穿着寒酸的鄉下“土包子”放在眼裏。
此後兩人又有多次接觸,但相處並不愉快,張特立認爲領袖言談善設圈套,而領袖則覺得張特立爲人態度高傲。領袖當時的地位尚不如張特立,可向忠發卻以非凡的政治觀察力做出了支持領袖的決定。
遠東局雖然堅持認爲張特立與領袖之間不會產生嚴重的問題,但最終還是同意了向忠發關於張特立應暫時留在中央熟悉工作的意見。此後不久,張特立被調往鄂豫皖根據地,擔任鄂豫皖中共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而派往中央蘇區的領導人則成了周恩來。
張特立到達鄂豫皖蘇區後大搞一言堂,爲了鞏固自己的地位,處決掉了紅四軍“兩千五百名以上”的指戰員,其中包括徐向前的妻子程訓宣。如果張特立去的是中央蘇區,在積怨已深的情況下,領袖能夠逃過一劫嗎?
領袖在中央蘇區雖然被排斥於黨和紅軍的領導之外,日子也不好過,但幸運的是,當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瑞金宣告成立時,領袖被選爲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而張特立只是副主席。張特立雖然手握重兵,但無論如何名義上還是次於領袖,必須看到,在政治較量中,位勢歷來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如果向忠發真的只是一介庸才,那麼如何解釋他竟能做出如此影響深遠的戰略部署?實事求是地說,向忠發的這一歷史決定,很明顯爲領袖以後在政治上的發展創造了一個十分有利的條件,可謂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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