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交警中队长之子肇事逃逸不起诉，一堆问号亟待拉直

5月7日，广东广宁县的梁某辉发网帖称：其母程某群于去年1月11日晚被撞，肇事者梁某勇当场逃逸， 其母经一年多治疗无效后去世，但对方因是“当地交警队长的儿子至今未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且我多次向广宁县检察院提交申诉状被退回”。

5月11日，广宁县政府办公室回应称：该起事件经检方审查后认为肇事者有坦白情节，且获得被害人丈夫出具的谅解书，遂作出不起诉决定。5月11日，广宁县政府一工作人员表示：此事已由该县纪委、司法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在调查，如果有结果了，肯定会第一时间告知公众。（5月13日 红星新闻）

发生交通事故而逃逸，则推定逃逸者对事故负全责，除非有证明表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责任，对此《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2条有明确规定。而在致一人重伤、对事故负全责或主责，又有逃逸情节的情况下，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2款规定，则以交通肇事罪论处；《刑法》第133条规定，通常量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当地检方对梁某勇不予起诉的理由是，其认罪认罚，有坦白情节，且获得被害人丈夫出具的谅解书。但由一份被害人程某群在世时签字的《申诉书》清晰可见：“梁某勇的父母用要挟的手段要我丈夫梁某海写谅解书才归还我们24万元垫支费，我丈夫为了收回垫支费继续治疗我才被迫开出谅解书，我对我丈夫被迫开出谅解书并不知情，也没有开出任何委托。”程某群并表示对梁某勇不谅解，要求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害人丈夫出具的谅解书是否出于胁迫，姑且存而不论；既然作为受害人的程某群都不表谅解，那么作为非当事人的家属出具的谅解书又有何用？

固然，《刑事诉讼法》中设置有相关刑事和解制度，但是，其第289条也明文规定：“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那当地检方又是怎么进行审查的？刑事和解以自愿为原则，为何偏要强按牛头喝水，悖逆被害人的意愿（如今已成遗愿），对被害人一方多次递交的申诉视若无睹，屡屡斥回？

哪怕再退一步而言之，姑且假定被害人丈夫签署的谅解书有效，但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90条规定，能令检方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对象，也必须是“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众所周知，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应立即守护现场，拨120抢救伤员，打110通知警方，这既是生活常识，更是法定义务。而不管不顾伤员，径自逃逸，放任伤者处于得不到及时救治，随时可能伤情恶化乃至死亡的巨大风险之中，这分明是交通肇事案中的无视法律规定、漠视伤者生命的恶劣犯罪情节。既然犯罪情节恶劣，而非轻微，那么纵使有谅解书的加持，“从宽处理”从宽也应有限，哪能当啥事儿都没发生一样，直接就不起诉了呢？

当地检方出具的这份蹊跷的于法不合的不起诉决定书背后，究竟是否隐藏着什么猫腻，自也令人禁不住浮想联翩。

而若深入推究下去，为何事发晚上8点多，在街头遍布摄像头，找车找人非难题的当下，梁某勇却要待到次日上午才被找到，传唤到案？他事发当晚究竟有无酒驾乃至醉驾？所谓“连夜追查”的交警，都是哪些人员？作为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综合中队长的梁父，碰上老子追查儿子这样的事，又有无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3条规定，执行回避制度？为何该县公安局第一次委托专人对被害人作出的伤情司法鉴定，结论为轻伤一级，但经被害人抗议，第二次鉴定结论则成重伤一级（重伤是交通肇事罪的构罪门槛），以致梁某勇在事发8个月之后才被刑拘？重伤一级相比轻伤一级，都跨过了重伤二级这一阶梯，两次鉴定结果悬差如此之大，第一次鉴定结果究竟是如何出炉的？究竟只是技术失误，还是相关人员已涉嫌《刑法》第305条伪证罪的问题？梁父有没打通当地检方的关节，和检方人员可有利益勾连？当地检方对警方的办案又是怎么进行法律监督的？当地检方为何违背刑事和解的自愿原则，左袒肇事罪嫌，强按牛头喝水，对被害人一方的不谅解、要公诉诉求视而不见，对《申诉书》频频退回？为何要逸出法律规定，全然无视梁某勇逃逸的恶劣犯罪情节，对其直接作出罪轻不起诉决定？此中相关人员是否涉及触犯《刑法》第399条徇私枉法罪的问题？

凡此种种问号，都需要被一一拉直。但这些问号的拉直，显然很可能并非该县相关机构联合调查组的“自查自纠”式调查所能实现的，因为至少该县公安局、检察院，都已涉身其中成为利害攸关的一方当事人角色，难以做到利益超然，立场中正。

故而，对于交警队长之子肇事逃逸不被起诉一事，理应由更高层级的肇庆市纪委监委、检察院等相关机构，介入彻查，才有望最终得出一个具有高公信度的权威结论，并予犯罪分子以严惩，还被害人一方以公正，以回应社会公众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