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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1931年,中国学者与瑞典学者合作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东经100°-101,北纬41-42的地方,一次发现了近万枚汉简,这是旧中国简牍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次。这批简牍就是后闻名中外的“居延汉简”。“居延汉简”出土以后,便同它祖国的运紧紧地连在一起,走过了一段坎坷曲折的道路。

中国学者与瑞典学者经过协商，这批“居延汉简”交法国人伯希和、瑞典人高本翰、中国学者刘半农、马衡、傅振伦、傅明德、劳干、向达、贺昌群、余逊等10人对这批批简共同进行研究。1931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随即占领了北京。而“居延汉简”的所有实物资料此时还存放在北大考古学会来不及运走,随时有被日本人强抢而去的可能。只要大家回想一下日本人进入北京以后,一旦同美国撕破脸皮,便立刻扑向协和医院,索取垂涎已久的北京化石那一幕,便会为“居延汉简”的处境捏一把冷汗。就在这紧急关头,此时还留在北京的一位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研究员沈仲章挺身而出,承担起偷运汉简离开北京的历史重任。在一个黑漆的夜晚,沈仲章躲过日本哨兵的眼睛,悄悄地钻进了存放居延汉简的考古学会,在黑暗中将汉简一根一根小心地包裹好,放进箱子里,然后将箱子一个一个扛出来。这样冒着生命危进进出出好几趟,最后不仅将全部居延汉简救出了险境,而且附带把居延汉简发掘的原始记录、账本,以及特地为西北科学考察团设计发行的邮票也都运了出来。这些东西拿出来以后,首先藏在了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玉的家里(徐此时不在北京,已随北大撤退至长沙)。以后遵照徐森玉的指示,沈仲章又历经种种艰险,将两箱竹简由北京带到天津准备在此再搭乘海船前往香港。谁知在天津却出了点小麻烦。沈仲章到天津后,住在一家小客栈,不知道怎么走漏了风声, 一队日本宪兵扑到他住的客栈要抓他。所幸有人事先通风报信,沈仲章逃过一劫,而那批珍贵的居延汉简也免遭了与“北京人”同样的命运。在许多热心人的帮助下,装着居延汉简的箱子躲过了日本宪兵的检查,与沈仲章一起登上了由天津开往香港的客轮。

当汽笛一声长鸣,轮船渐渐驶离天津港,进入海天无际的怀抱后,沈仲章望着周围无垠的蔚蓝色海洋,心胸为之一爽,不由舒了 一口长气。前面已是一片坦途。没有了搜捕,不再要掩掩藏藏。尽管后来在青岛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麻烦,沈仲章本人在青岛登岸办事误了船期,被轮船抛在了即将沦陷的青岛,而那两箱竹简仍旧随船航行,最终奇迹般地到达了香港,并且交到了香港大学蒋梦麟校长 的手中。 至此,居延汉简这批珍贵的历史文献离开了它苦难深重的祖国大陆,来到了这个小小的孤岛,似乎可以有了一个安静的栖身之处。然而日寇的炮火再一次映红了这片安居乐业的土地,无情的铁蹄踏碎了苟安者的美梦。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很快沦陷。不得已,经胡适决定,这批居延汉简被送到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规定只有当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中央研究院院长和劳干3人同时在场,收藏竹简的箱子才能被打开。 据劳干本人后来的介绍,这批竹简之所以被送到美国去保存,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国民党政府向美借款的抵押物品。所以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5年就已结束,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也在1949年以国民党败逃台湾而宣告暂时偃旗息鼓,这批简牍却直到1965年才从美国运到了台湾。 就在居延汉简颠沛流离,寻找一片栖身的净土的时候,学者们正在面对着它的照片,苦苦探寻着其中的奥秘。当时还保存有两套照片,其中一套就在劳干手中。利用这套照片,劳干在硝烟中完成了两部研究著作,这就是1943年发表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 和1944年发表的《居延汉简考释》(考证)。 另外一套照片以后辗转到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陆的者们以此完成了《居延汉简甲编》、《居延汉简乙编》两部鸿篇巨著只可惜他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却不能看一眼居延汉简的实物,何尝不是一种遗憾。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地出土的简牍已是数不胜数,无论数量、质量、重要性都已远远超出过去的发现,一门新兴的独立科中国简牍学—已经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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