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文书的交接过程开始，从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等出土简牍来看，汉代对于文书的传递过程有着较为严格要求，不仅规定了传递时间，还要求记录发文者、收文者、邮书的传递者、发送时间、签收时间、邮书种类、邮书数量、邮书传递方向、邮书封泥是否完好、邮书封皮颜色等。

比如“元康五年二月癸丑朔癸亥，御史大夫吉下丞相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这份居延汉简还有后续，较为完整的记录了一份诏书的传递过程。以上引用的部分记录了发送这份诏书的时间，发文者是“，御史大夫吉”，很多邮驿相关的简牍里都只记录了“名”，不一定会记录完整姓名。

不过从元康五年（公元前61年）这个时间点，以及“御史大夫”这个官职来看，发文者应该是丙吉，他在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迁任御史大夫，神爵三年（公元前59元）升任丞相，原因是当朝丞相魏相逝世，因而上文提到的丞相应为魏相，从后续的简牍中的“丞相相”也能证明。

传递方向就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一般会写明，比如“北书二封”、“南书一封”。如果传递距离较远，还要记录经办人的信息，比如收到文书的时间、交接人的职位、交接人的姓名、封泥是否完整，敦煌汉简中还有些要额外记录封皮质地、颜色等信息，比如“皂布纬书”、“皂缯纬完”等内容。

不仅封泥完整要记录，即便是封泥破损、缺失印窠都要如实记录。文书交接是需要双方都在场后，才能进行登记的，而交接人和实际递送文书的人可能并不相同，比如一个亭长接收了邮书，他会派出一个邮卒或者邮人继续向后传递文书。收到的文书会写上“入”，送出的文书会写上“出”。

最后将文书交付给收文者时，签收需要记录发文者、文书送达时间、最后的传递者。甚至在启封文书的时候也有记录，会写上发文者、开启时间、开启人职务、开启人姓名或名等信息。如果官职较低者，还需要向上请示，获得授权或者在其主官面前开启，他们是没有权力擅自开封的。

比如“董云三月丙戌肩水库啬夫宋宗以来令史博发君前”，发文者即为“董云”，开启时间是“三月丙戌”，最后的传递者是“肩水库啬夫宋宗”，开启者是“令史博”，他就是在府君面前开启的。记录详细也是便于追究责任，一旦发生邮书延误等事故时，就要开始逐级问责。“隶臣妾老弱及不可诚仁者勿令”就是对邮人、邮卒提出的身体条件及道德素质要求。

不过从走马楼吴简所记载的“民男子蔡乔年六十二给驿兵”来看，三国时期可能降低了一些要求。再结合走马楼吴简中对于“邮卒”的研究，吴国的邮卒经常与“限米”结合在一起，即他们在此时要向朝廷缴纳限米，说明吴国提供给了他们佃田，这与《二年律令·行书律》中提到的“辄代者有其田宅”倒是相似。

其实可以参照现在的物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