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嬴渠梁繼位後，深刻的體會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他決心靠改革強國，因此痛下求賢令，引進人才，走上富國強兵的道路。秦孝公任商鞅爲左庶長，讓他扛起改革強國的大旗，從政治，經濟兩個方面進行改革，可以大致總結爲廢井田、開阡陌，重農抑商、獎勵耕織, 統一度量衡，勵軍功，實行二十等爵制，改革戶籍制度，實行連坐法等一系列手段。
經過商鞅兩次大刀闊斧的變法後，秦國生產力和經濟得到飛速發展，軍隊的兵力及戰鬥力大大提升，促使秦國成爲戰國後期最富強的國家。

春秋戰國這段時期是分封制到中央集權制的過度階段，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動盪、大變革、大發展的時期，其主要表現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經濟方面：鐵農具和牛耕的廣泛使用，興修水利和提水工具，使得大片荒地被開墾。而一些奴隸主也在這個時期將開墾的土地變成私有財產並出租，轉型成爲封建地主，而爲封建地主種地的人轉型成農民，由此形成了地主和農民的兩大對立階級。
政治方面：隨着地主的經濟實力的不斷增長，他們將目標投向政治，他們要求在政治上進行改革，着手發展封建經濟，其目的是建立和強化自己的封建專制統治。因此各國開始掀起了浩浩蕩蕩變法熱，例如魏國的李埋，楚國的吳起，秦國的商鞅，他們被稱爲是那個時代的“變法三劍客”。
軍事方面：春秋時期，周氏王朝衰微，權威不在，已經無法能夠控制當時的天下諸侯，有些實力強大的諸侯爲了爭奪天下，展開了激烈的爭霸戰爭這也爲之後的戰國兼併統一做好了前期的準備。因此各國相繼進行了富國強兵的變法改革。

文化方面：在這個時期社會急劇變化，許多問題浮現等待解決，因此會產生了各種思想流派，如儒、法、道、墨等，他們著書講學，互相論戰，出現了學術上的繁榮景象，後世稱爲百家爭鳴。其中法家學是以順應時代進行變革,以法治國，更加適合當時的社會背景，併成爲了諸侯國變法思想武器。
秦國由於位處在遠離中原文明的西陲邊境，過着半遊牧半封建的生活，社會以及經濟的演進都比華夏文明要緩慢的多。當中原地區已經進入農業社會時，秦人還離不開畜牧生活；當中原地區已經進入高度發展的農業時代時，秦人才開始接受農業的洗禮。
無論是社會經濟的發展，還是文化禮俗的演化，都晚於山東六國。秦孝公即位後，他追思先王遺志，情懷激盪，爲了增強秦國的實力，不被山東六國打壓並在諸侯國中站穩，親自擬就震古爍今的求賢令，開始引進人才變法圖強。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打算通過變法強國，雖然心潮澎湃，但要保持清醒的頭腦，當時秦國積弱，需要的是延續獻公遺願，進行徹底變革。這不是修修補補，而是全方位的改革，各種阻力和困難必須考慮周全，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想變法成功，還需有變法之法，謀定而後動。因此秦孝公召開朝會命臣工商議此事，商鞅舌戰羣臣的著名辯論賽開始了。
變法代表商鞅侃侃而談，調理清晰地闡述自己的變法藍圖。而反對變法代表甘龍、杜摯他們認爲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等一系列說辭來反對商鞅，雖不佔上風，但未必心服口服。商鞅通過吸取李埋和吳起的教訓闡述先易後難，先經後政；適當時機一定要用制度固變法成果，防止因人而變。此爲變法之法，有清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取得了變法的合法性。
在變法前，商鞅已經將變法的法令條款準備就緒，但考慮到秦國的風土人情，他沒有及時公佈，擔心秦國的百姓不能完全的相信自己，因此就有了“徙木立信”的典故。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爲左庶長，商鞅開始了秦國的第一次變法，起初商鞅認爲最有效的，最直接的政策必定是和百姓緊密的聯繫在一起，只要有利於民，就毋庸守舊例，只有百姓獲得了利益，變法才能走的遠。

遂頒佈《墾草令》，這是一個由下而上的變革，《墾草令》把農業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切圍繞荒地必開墾，糧食爲綱，靠農業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糧食是國家關鍵的戰略物資，也是百姓生存之根本，民有利則戲，國有糧則穩的“農戰”思想，爲下一步變法打下堅實的基礎。
新法內容豐富。其一，重新梳理了秦國社會治理體系，“令民爲什伍”，連坐而治。其二，繼續解放並刺激生產力，以法令鼓勵民衆“分家”，“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其三，利出一孔，唯有農戰可得富貴，推崇公戰，嚴禁私鬥。其四， “明尊卑爵秩等級”，既開闢普通民衆的富貴之路，也動了宗室貴族的奶酪，原來的宗室貴族不能喫老本，如果沒有軍功，無法“顯榮”。
公元前352年，秦孝公任命商鞅爲“大良造”，相當於丞相兼上將軍，兩年後也就是公元前350年，秦國遷都咸陽，同年，商鞅也開始了他的第二次變法。第二次變法主要是進一步從經濟和政治上進行改革，主要內容包括：廢井田，開阡陌，承認土地私有；普遍推行縣制，設置縣一級的官僚機構；統一度量衡制，頒佈度量衡的標準器；戶按人口徵賦；革除殘留的戎狄風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
相比第一次變法，第二次變法是自上而下的整合，真正的加強了國家的控制力和主導權，一方面廢除了原來的“分封諸侯，世系罔替”的“世卿世祿制”；另一方面加強了君主對地方的控制，郡縣官員有國君任命、調任、升降，使君王的權力得以增加，爲君主專制制度構建了制度框架。進一步剝奪了舊貴族的特權，損害了他們的利益。

商鞅改革得罪了不少權貴，有人勸他全身而退，以免被人陷害，而他並沒有聽從。這些舊貴族們隨時等待時機進行反擊，公元前338年，不惑之年的秦孝公突然病逝，太子贏駟即位，即爲秦惠文王。懷恨在新的貴族迅速行動起來，四處散佈謠言，誣陷他謀反。商鞅被迫逃亡。
逃到關下的時候，他想在客店住宿，老闆不認識他，說：“商鞅的法令規定客店留宿沒有證件的客人要受懲罰。”商鞅嘆息道：“我現在算是知道我的法令不好的地方了。”他好不容易逃到魏國，但魏國不肯接受他。商鞅想逃到別的國家去，魏國人說：“商鞅是秦國的通緝犯，秦國那麼強，我們不能得罪秦國。”他們把商鞅送回秦國。商鞅最後被秦國人車裂而死，但他實行的法令保留了下來，秦的國力日益增強。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一次較爲徹底的改革運動，大大地推動了社會進步和歷史的發展。經過商鞅變法後，秦國廢除了奴隸主貴族的世襲特權,促進了封建經濟的發展,加強了新興地主階級的中央集權制度。促使秦國經濟繁榮，軍力強大；天下人才彙集；軍事勝利，領土擴張，國力強盛。
使原來比較落後的秦國一躍而成爲戰國時最先進的強國，爲統一六國打下基礎；商鞅主張法家思想，也成爲秦國佔統治地位的思想。新法施行後，秦國治安大爲改善，路不拾遺，山裏沒有盜賊，百姓生活也日漸富足。十年之後，秦國農業經濟迅速發展，國力大增。
最爲關鍵的是，商鞅獎勵軍功的法令使得秦國人都勇於公戰，畏懼私鬥，爲了獲得功名渴望在戰場上殺敵立功。秦軍的戰鬥力可想而知。同時，強大的經濟實力又爲秦軍作戰提供了充足的後勤保障，從此以後，秦軍所向披靡，成爲一支無敵之兵，爲統一中國打下基礎。

商鞅變法是時代發展的產物，商鞅“強秦之計”的成功，一方面是由於時代的大環境給商鞅變法提供了舞臺，是“時勢造英雄”。另外，商鞅變法的成功是由於商鞅思想的功利性和現實性，商鞅針對秦國的實際國情而採取的相應對策是有效的，商鞅變法的成功對秦國的政治發展和法家思想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這又是“英雄造時勢”。
商鞅之法的內容在今天看來當然有許多不當之處，但是商鞅所提倡的例如“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儀，不肖者拘焉”“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法律精神在今天仍然有着很高價值。去粗取精地學習傳統法律文化，不失爲紀念這位法家悲情英雄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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