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的不少的史料，都记录了山东士族在科举考试中的辉煌，比如《唐语林》卷四载，范阳卢氏自唐德宗兴元元年至僖宗乾符二年（784～875），这92年间，单进士及第者就有116人，其他科目及第者还没有计算在内。另外，据清人徐松《登科记考》以及今人的补正，唐代科举及第者中，可考人员约有4400余人，其中出身山东士族（李、崔、郑、王、卢）者最多，达1100余人，占科举及第总人数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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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士族在隋唐时期的衰落，很多人将其归功于科举制度的推行，甚至将山东士族与新兴进士分为两大阶层，认为他们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唐代影响最大的党争“牛李党争”。陈寅恪先生便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写道：

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

陈寅恪先生作此论断的主要依据，在于牛党领袖牛僧孺、李宗闵以科举出身，而李党领袖郑覃、李德裕则出自山东高门，以门荫入仕。且郑覃、李德裕为相后欲废科举考试。李德裕反对科举浮华之风气，甚至“家不藏《文选》”。

陈先生此说看似有理，但日本学者砺波护梳理“牛李党争”中可考成员的入仕方式后，发现两个朋党以科举入仕的人数比例，其实旗鼓相当，陈先生的说法也就难以站住脚了。

（《剑桥中国史》据砺波护论文《中世贵族制的崩溃与辟召制——以牛李党争为线索》所制表格）

实际上，山东士族与所谓的“新兴进士阶层”，并非处于对立位置。在初唐倍受打击的山东士族，恰恰正是借助科举考试，才得以在中唐以后重新登上政治舞台。

九品中正制的废除，士族再也无法单纯依靠门第“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同时，在初唐的几十年，唐统治者实行关中本位政策，山东士族屡遭打击，游离在权力中心之外，其政治地位跌到了最低点。

武则天掌权以后，不再实行关中本位政策，同时大力发展科举。此后，科举制日趋成熟。唐代官员的入仕途径，以门荫和科举制为主。所谓门荫，指凭借父亲或祖上的官位，取得做官的初步资格的一种制度。它和科举制呈此消彼长的关系。唐中前期，多数官员通过门荫进入官场，但科举制却越来越受人重视，中唐以后，如欲取得高位，科举及第尤其是进士出身，成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条件。

山东士族经过打压，“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人物”，少有人能依靠门荫入仕，他们要想重振昔日威风，本来甚有难处，但科举制的日渐盛行，却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唐代的不少的史料，都记录了山东士族在科举考试中的辉煌，比如《唐语林》卷四载，范阳卢氏自唐德宗兴元元年至僖宗乾符二年（784～875），这92年间，单进士及第者就有116人，其他科目及第者还没有计算在内。要知道，唐代录取进士的数量很少，平均每年不过30人左右。

再如博陵崔氏，曾创下兄弟八人皆考中进士的佳话，“当时号为点头崔家”。崔氏兄弟在科举考试中的良好表现，使其家族十分兴旺发达，《旧唐书》卷一七七：

崔氏咸通乾符间，昆仲子弟纡组拖绅，历台阁、践藩岳者二十余人。大中以来盛族，时推甲等。

另外，据清人徐松《登科记考》以及今人的补正，唐代科举及第者中，可考人员约有4400余人，其中出身山东士族（李、崔、郑、王、卢）者最多，达1100余人，占科举及第总人数的25％。

而山东士族在中唐以后的复兴，最有说服力的依据，莫过于其所出宰相人数大增，为初盛唐所不能比拟。台湾学者毛汉光在《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一书中，详细列举了出自山东士族的宰相及科第情况。根据其书，山东士族在唐代共出了81位宰相，代宗以前28位（进士及第者6人），代宗至唐亡53位（进士及第者37人）。

可以发现，代宗以后的宰相人数，几乎比代宗以前增加了一倍，尤其是宰相中进士及第者占比剧增。而唐代宰相的总人数大约是360多人，若从前后期来看，即以代宗为界，山东士族出身的宰相占比，从15％上升到了近29％。

从以上几个方面不难看出，在科举制下，作为魏晋旧族的山东高门子弟依旧脱颖而出，甚至若仅以唐代而论，说山东士族是科举制最大的受益者，也不为过。

科举制的最大特点，便是以才学取士。但唐代的文化普及程度甚低，唐代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然尚未普遍使用，书刊几乎都是手抄，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云：

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

因此，只有士族、官宦这些阶层，才可能有大量的书籍。其子弟能够获得更好的文化教育，普通家庭子弟的文化水平，绝大多数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在科举考试中，自然占据绝对优势。

而在士族、官宦阶层中，山东士族作为老牌士族的代表，不但拥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且极为重视对子孙的文化教育，便是女子“亦要读书解文字”。而其他士族如关中六姓，以及一般官宦家庭，文化积淀却较之为弱。也就是说，科举制度其实恰恰撞在了山东士族的强项上。

以上只是针对山东士族自身的“硬实力”而言，除此之外，唐代不完善的科举制度，也帮了大忙。

与后代不同的是，唐代科举考试不糊名，考生能否考中，主考官（称为“知贡举”）并不完全以文章来评判。如果考生能事先得主考官赏识，或者有名流贤达的推荐，便极易登第，要是为主考官所嫌鄙，则及第比登天还难。

这样的科举制度，只是形式上的平等，所以有学者说，唐代施行的是一种狭隘的科举规制。它给主考官徇私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大部分主考官往往会照顾宗族子弟。中晚唐时期，主考官利用职权，使宗族子弟科举及第的现象极其普遍。比如《云溪友议》卷下便提到，宣宗时，出自山东士族的主考官便“皆与宗盟及第”。

而根据统计，从宪宗元和元年至哀帝天祐四年（806～907），共举行了98次进士科考试，其中出自山东士族的主考官，占了40人左右。而剩下的人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与山东士族有姻亲关系。虽不能说他们控制了唐中后期的科举考试，但至少对这段时间的科举考试有重大影响。

此外，唐代社会依然十分重视门第，门阀权贵子弟，是主考官优先录取的的对象。大中十四年，中书舍人裴坦知贡举：

中第者皆衣冠士子……皆以门阀取之，惟陈河一人孤平负艺，第于榜末。

《唐摭言》有则故事，说文宗朝时，侍郎郑薫做了主考官，考生中有个叫颜标的，郑薫误以为是颜真卿的后代，便将他取为状元。但其实颜标与颜真卿毫无瓜葛，因此被人作诗嘲讽道：“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

可以说，山东士族之所以能够依靠科举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既得益于自身优秀的学文化教育，不完善的科举制度亦有莫大助力。

虽然山东士族利用科举，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复兴，对政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随着黄巢高举的屠刀，山东士族力量急剧衰退。经唐末战乱涤荡，山东士族彻底消亡，成为历史。

不过即使没有黄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社会文化知识水平普遍提高，科举制度的逐步完善，山东士族退出历史，也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参考文献：

郭运功《唐代科举考试中的山东名门望族》

张秀《门阀士族的入仕途径与门阀制度的盛衰》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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