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国四公子”的版本很多，但是公认的是下面4位：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张镇芳之子张伯驹，溥仪的族兄溥侗。

既然是公子，当然都必须出身于豪门士族。

袁克文，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诗词琴棋书画金石收藏，样样精通。因反对袁世凯称帝，不为其父所容，逃往上海，后成为天津班会的头目。

少帅张学良，父亲张作霖是北洋北洋奉系军阀首领，人称“东北王”，担任过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行使中华民国总统职权，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位统治者。

张伯驹，1898年出生，7岁时，他被过继给大伯张镇芳。

张镇芳的一生，可谓传奇，他一直是以“忠清”自居的晚清高官。慈禧西逃时，35岁的张镇芳服丧期满，回到北京，听闻消息，从河北到河南，一直追到陕西，终于跟上了御驾，及时送上盘缠并为主效力。他的忠心耿耿受到嘉奖，第二年回京后，被赏加四品官衔。

此外，张镇芳还是袁世凯的表弟、北洋军阀元老、中国盐业银行创办人，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张伯驹一生也就被这位日益发达又不断置身于政治风暴中的父亲深刻影响。后来成为一位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奇才名士”。

从30岁到60岁，他不惜一掷千金，致力于收藏字画名迹，而其目的不过是“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将4万大洋换来的陆机《平复帖》、110两黄金买的范仲淹手迹《道服赞》以及同样来之不易的李白、杜牧、黄庭坚的字等八件珍贵藏品，无偿地捐献给国家。

爱新觉罗·溥侗，字后斋，号西园，别署红豆馆主。他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因排行老五，故人称“侗五爷”。其父载治，乃乾隆十一子成亲王永琨之长孙，那么溥侗也是皇亲国戚了，被封为“镇国将军”。但他同情光绪的遭遇，反对慈禧垂帘听政，故此，始终受到冷落，一生都被朝廷投闲置散，无事可干。

于是，他就索性打破门阀界限，放着清朝贵胄的公子哥儿不当，走了“下九流”一路，专门研习起昆、京戏曲艺术来了。可惜晚节不保，汪伪时下水当了汉奸，任职于“考试院”。

1950年，73岁的溥侗在上海病故，忘年交、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闻讯前来吊唁，此时棺椁已经盖上，经不住梅兰芳的恳求，家人打开棺盖，让梅兰芳见了最后一面，含泪悼别。

四公子之所以受到恭维，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对国家和民族有担当，或多或少利用自己的优越条件做过对国家和民族有益的事情。如袁克文一句“绝岭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从民族大义立场给老爸提出劝阻；张学良东北易帜、西安事变等，任何一个都具有历史的转折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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