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公众号：高广银讲历史

刘震云在写《一九四二》的时候，他问他奶奶，问她是否还记得当年的大饥荒，奶奶问：“是哪一年的？”在他奶奶记忆当中，那个年代有太多的饥荒，她们早已经习惯了，而不再把它当做一个特殊的记忆。随着时间慢慢地流逝，我们也在逐渐淡忘那个饥荒的年代。

读《乱时候，穷时候》，我们可以摆脱正史当中那些“文人的偏见”，姜淑梅以个人的视角讲述了那个战乱、饥荒、以及动荡的年代。我们彻底摆脱穷困与饥饿其实不过几十年的时间，那段记忆或许还存在60后、70后的记忆当中，因为父辈还会口述给他们听，可是到了千禧一代，再经过上一代人转述之后，感情也将逐渐淡漠。姜淑梅用朴素的语言文字，抛弃固有的文艺理论，叙事框架，给大家讲述一段真实的历史。

乱时候

姜淑梅生活在山东巨野县，山东历年来都是兵患之地，清朝末年为了抵抗列强的入侵，在山东地区进行重兵布防，可是局势缓和之后，很多官兵会就地解散，所以一直到解放前，山东地区都是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的地区。在这里发生的故事，要比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更加荒诞。

小说开篇讲述了胡子攻打百时屯的故事，这里的胡子是指土匪，土匪为了掩饰身份，时常留着胡子，或者像现在特种部队一样，把自己的脸涂黑，这样不至于连累到家中的亲人。

有个叫刘二恶鬼的胡子，时常来到铁匠铺修枪，每次修枪的时候都会说早晚要抢劫百时屯村，铁匠铺老板就问刘二，自己没有得罪他，为何要抢自己的村子，刘二认为这个村子有钱的人太多，一定要花这个村子里人的钱。

于是铁匠就用好酒好菜招待刘二，趁他喝醉的时候，用铁锤把他给砸死了。可是一个月后，胡子联合四五百号人，前来攻打百时屯。胡子在外面叫嚣着：“打开百时屯，小小子把小**割了，小闺女绑上手脚、套上石头磙子轧死，大闺女小媳妇玩够了再杀，大男人把*割下来拉一车，拉到刘大当家的坟上，给刘大当家的报仇！要*光烧光抢光，一人不留！”

胡子围攻了七天七夜，后来二爷爷冒死逃出去，跑到附近龙固集请正牌军，在正规军面前，这些土匪都被打散了。当正规军进城的时候，老百姓以为胡子进来了，大闺女、小媳妇都纷纷上吊投井。她的二大娘因为坐月子起不来，才免于一死。胡子走后，他二爷居然拿回来一个血淋淋的心脏，是在他打胡子的时候，给了一刀，然后一脚就踹出来一颗心脏，二大爷认为活人的心脏大补，于是就吃了它。

在《点天灯》章节中，姜淑梅记述了有对老夫妻，养了儿子和女儿，可是儿子24岁了依然没有找到媳妇，老伴就让女儿跟着儿子成亲了。老头子觉得这样太丢人现眼了，于是整天骂，骂老婆子不是人，后来骂烦人了，一家合伙把老头子给杀了。

干闺女来哭丧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沾满鲜血的剪刀，于是趁着他们家人不在的空档，查看了干爹的尸体，发现脖子上有个血窟窿。干女儿于是报了官，把三口抓到县衙。闺女被要求骑在一个木驴上，木驴上有个铁钉子插到身体里，让她娘推着木驴，她哥牵着木驴缰绳，边走边吆喝：“俺不是人，拿自己的亲妹妹当媳妇，搂着亲妹妹睡觉。”

县城里当时都是土路，木头轱辘一窜一蹦的，不到半日女儿就死了。第二天，还要她娘和她哥点天灯。所谓的点天灯，就是在人的肩胛骨上挖两个窟窿，然后在里面灌一些香油，拿两个粗的灯捻子，点着之后慢慢烧死。

当时巨野县县城不大，为了看热闹，十里八村都赶到县城，有些住店，有些住亲戚家，没有亲戚的就等在戏院这里，戏院有两个戏楼，东边是娘，西边是儿，台上有六个挎着刀的士兵，还有几个当官的，台下人山人海。

虽然台上一直喊肃静、肃静，可是当官的拿一张纸在念的时候，台下闹哄哄的，一句也听不清。开始点天灯之后，娘儿俩在台上龇牙咧嘴，大声叫唤，很多台下的人忍受不了就散开了。

在鲁迅《药》当中也记载了类似画面，很多人都在批判国人的麻木，可是对于百姓来说，肯定是因为好奇心簇拥过来的，可是当同类遭遇残忍酷刑的时候，人性深处还是非常恐惧的。《乱时候、穷时候》的记述是非常真实的，当人们看到真实的场景之后都散去了。当然我们也看到正史当中看不到的视角，至于官员所宣扬的仁义道德，百姓一句也没听到。

姜淑梅在《一席》演讲的时候认为，之所以会产生写小说的念头，是因为她看到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檀香刑》，她认为这就是真实发生在她身边的事情，只要如实记录就行。马尔克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及如何写出如此魔幻作品的时候，他认为现实中的墨西哥要比小说更加魔幻。

姜淑梅也认为，她生活的时代，肯定要比小说更加诡异，更加魔幻。比如她在《点天灯》章节当中还记述了，一个女儿为了抢夺父亲的钱财，谋财害命。谁知道第二天一清早母亲就赶了过来，说父亲托梦给她，女儿把他给杀害了。女儿当然矢口否认，可是在杀小鸡款待母亲的时候，母亲说了一句：

“这鸡怎么流了这么多血？”

小外孙说：“姥娘，没俺姥爷的血多。”

老婆子问：“你姥爷在哪儿？”

小外孙说：“姥爷叫俺娘杀了，埋在牛圈里。”

在那个乱的年代，人们对于生命都非常漠视，在马尔克斯另一部小说《**时期的爱情》当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公墓人满为患，到处是死人，修女院的回廊上堆满死人，一直堆进杨树林。教堂大菜园被改成公墓地。此后，堆满死人的土地像一块海绵，踩上去发出恶臭、渗出血水。

在《乱时候、穷时候》也有相似的描述，姜淑梅和几个小伙伴来到一片小树林里面玩耍，有一块平地特别暄腾，于是她们把这块地当做弹簧床，在上面跳着玩。突然有一个男人喊着：“小孩，快下来。别漏下去，那底下都是死人!”

在她们逃难到济南的时候，城门口都被死人堆满了，需要守门的清理出一条道来，人们才能够进入城内。她说跨过那些死人的时候，没有一丝恐惧，而是担心头顶的炮弹声。

她甚至都能够听声辨别各种武器：机枪声突突突、突突突，指挥枪斗斗斗、斗斗斗，大炮弹咣咣的，手榴弹的爆炸声一个连着一个。指挥枪在哪个方向响，大炮弹就往哪个方向去。

每次战争的间隙，村里的孩子都会出去捡弹皮，可以拿这些弹皮换钱。当时有个姓姜的哥哥，想把弹皮给拆开，因为铜和铁的价格不一样，铜能够多卖点钱，于是拿着钳子卸螺丝。结果右手直接炸到房顶上，不过命大，被送到医院及时止血。因为不能干农活，最后一心读书，在村里做了小学教师。

穷时候

姜淑梅对于解放后，饥饿的记忆也让人印象深刻。80后的一代人可能就慢慢摆脱了饥饿，可是依然能从上一代人的口述当中了解饥饿情景，比如我的母亲就常常回忆起，她的父亲、母亲活活被饿死的情景。那时候我母亲饿得睡不着，就整天吵着要吃的，姥爷、姥姥在饿死的时候，就像睡着了一样，到了第二天中午才被邻居发现。而我母亲也“因祸得福”，成了孤儿之后，接受集体照顾。

姜淑梅在那个时候，没有了吃的，就把榆树皮剪碎，然后和着枕头里装的谷瘪子一起吃，这个枕头已经有十几年了，里面全是脑油味，吃到第一口差点吐出来。于是她想回到娘家找点吃的，十几里地就是走不到，过了小桥的时候，如果不是顾及自己的名声，担心婆婆跟人说，她跟了野汉子跑了，她有可能就跳到河里，寻短见了。她形容自己是被一阵强风给刮到娘家去的，到家之后风就停了。

其实在民间没有所谓的妇孺之道，她们害怕的就是别人笑话，比如她描述了一个新媳妇，因为脚比较大，因此遭到邻居的嘲笑。吃饭的时候，丈夫故意踩她的脚，她都不敢吱声。她们家买了很多小鸭子在院子里，新媳妇没有看到，一脚就踩死了两只，把她臊的直接上吊死了。

她二嫂家本来夫妻感情很好，但是丈夫经受不住邻居的闲言碎语，于是特意去济宁买了红伤药。回家之后给媳妇灌迷糊，把脚心用刀子给挖掉，再涂上红伤药。媳妇醒过来，疼得哭天喊地。

姜淑梅小的时候，因为哥哥县里读书，嘱咐他们家不要裹小脚，可是她看到小脚走路，扭扭的，十分好看。她的大脚经常遭到周围人的笑话，认为她大脚板子找不到婆家，甚至一个哑巴姑娘都用手比划笑话她，伸开五个手指，然后皱着眉头，意思是：你的脚就像伸开的五个指头一样难看。

于是姜淑梅在晚上的时候，让娘给她撕了一块布给裹上，可是到了半夜被疼醒了，点灯一看，大脚趾头都黑了，之后再也不敢裹脚了。

所谓的“劣根性”

裹小脚、看杀人，在文人眼里是民族“劣根性”，可百姓之间还有最朴素的善良，在《偷青》那一章节，嫂子因为偷没成熟的麦子，因此被批斗。可是到了晚上，社长过来安慰嫂子：“你别哭了，购粮证我给你，自留地我也不收你的。我要不镇压，到收麦地里啥都没了。”社长说完就走了。

姜淑梅母亲家以前是地主，在挨批斗的时候，村子里的妇女会抢着说：“她的粮都叫穷人吃了，她的钱都叫穷人花了”。因为在他们家，在村子穷的时候，经常借粮食给别人家，有些人家有了新粮就还给她家，有些却有借无还。她母亲说：“人家是一点儿办法没有才来借的。借了人家东西不还还来借，心里得多难受呀。不管俺在家不在家，你们都要借给人家。”

这些朴素的观点，和政治，儒家道德没有半点关系。在严酷的环境当中，表现出的是最朴素的善良。在中国的民间，有着剥去外壳最底层的支撑力量，这或许是民族的性格，是权力与暴力抹不去的民族特性。

很多外国人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勤奋，我觉得姜淑梅朴素的语言，就解释了原因。姜淑梅在东北的时候学会了熬碱，在月子里的时候，还在拼命的熬碱，后来她女儿问她为什么，她说：宁可累死在东北，也不能穷死在东北，穷是叫人家看不起的。

中国五四之后的很多作品，一直在探讨民族的劣根性，可是在经历长时间的死亡威胁之后，人们并没有表现出麻木与冷漠，无论是姜淑梅的母亲，还是那个社长，体现的是最朴素的善良。“劣根性”或许仅仅存在于知识分子阶层，百姓对社会政治毫不在意，他们所在意的是“闲言碎语”，是邻里的看法。

《乱时候、穷时候》没有伤痕文学对于人性的探讨，更多的是对于史实的陈述。那些最底层的信念，不关乎民族大义，也没有所谓的愚昧，有的只有当下的生活。没有经历过那个乱年代，饥饿年代，我们没有资格评价他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