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長篇小說《笑的風》：

史詩、知識性與“返本”式寫作

作者：溫奉橋(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王蒙文學研究所所長）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我正在上海隔離，收到王蒙先生髮來的微信：“我宅在家裏，看到已經發表的笑的中篇，居然被吸引得欲罷不能，居然又大動干戈，增加五萬多字，若干調整，成了另一長篇版。鬧得相當大發。”這裏所說的“笑的中篇”，是指發表於《人民文學》2019年第12期的中篇小說《笑的風》，“另一長篇版”則是最新長篇小說《笑的風》。

《笑的風》 作家出版社 2020年4月出版

作爲共和國文壇不知疲倦的“探險家”，近年來王蒙連續推出《仉仉》《女神》《生死戀》等作品，一次次給文壇帶來驚喜的同時，也帶來了衝擊、挑戰乃至困惑。王蒙與自我爲敵，並在挑戰的快感中創造着一個個文學奇蹟。他曾多次自喻爲“蝴蝶”。《笑的風》真正顯示了“蝴蝶”的自由與瀟灑，悠遊與從容，其史詩性美學品格、開放的文本結構，以及對時代、歷史、人性等宏大命題的哲學思考，都堪稱向以《紅樓夢》爲代表的中國小說傳統的一次回望和“返本”。

《笑的風》具有史詩氣魄，全景式地展現共和國60餘年社會生活的歷史變遷，特別是人們思想、意識的內在變化。僅就篇幅而言，這其實是個“小長篇”，然而表現出的卻是“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的大視野。小說的史詩性首先表現爲其宏大的時空結構。《笑的風》正面描寫60餘年來的歷史，實際上隱性時間跨度更大，例如通過歌曲《四季相思》、電影《馬路天使》等巧妙地把時間上溯到20世紀30年代，爲讀者提供更多回憶的可能。空間上更是從一個名爲“魚鱉村”的北方小村莊寫起，一直寫到邊境小鎮Z城、上海、北京、西柏林、科隆，直至希臘、愛爾蘭、匈牙利。可以說，《笑的風》在一個完全開放的時空背景下，從歷史和現實雙重維度，呈現近百年來中國社會從鄉村到城市的廣闊圖景。更重要的是，這種呈現不是靜態的、封閉式的，而是在家與國、古與今、邊疆與城市、中國與世界的開放式時空語境中完成的。小說的這種時空結構，體現了作者完全嶄新的時代意識、世界意識。

《笑的風》流露着對於現代性與發展的渴望與歡呼，也滲透着對於傳統與初衷的留戀與珍惜。從本質上講，現代化構成了中國近一二百年來最重要的民族主題、社會主題，也是當然的文學主題。同時，《笑的風》將60餘年的時代鉅變納於主人公傅大成的愛情和婚姻生活之中，將波瀾壯闊的時代圖景納於瑣碎的日常生活之流，既濃墨重彩描繪了時代大潮的翻滾湧動，又細密呈現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恰恰是在對小說藝術史詩性的營造中，《笑的風》重塑了小說藝術的莊嚴感。這集中體現在傅大成身上。這是一個蘊含着歷史內涵和精神深度的審美形象，透過他的個人命運變遷，我們看到的仍是時代和社會的縮影。正如作者所言：“通過個人故事，婚戀家庭的特殊命運，愛戀情仇的情節寫歷史，寫地理，寫人生、寫社會、寫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的衝撞與整合。”傅大成代表了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影像，他與《活動變人形》中的倪吾誠完成精神對接，他們是生活在不同時代的精神兄弟。

《笑的風》是小說，更是哲學，體現了王蒙新的探索和生命體驗。故事一般被視爲小說的基本前提。但是僅有故事還遠遠不夠，還要有真正的思考和發現，這同樣是中國小說的傳統之一。與故事相比，王蒙在這部小說中更感興趣的似乎是一個關於個人、時代與命運的哲學命題。他站在時間與經驗鑄就的人生高處，回望歷史，重新思考和探討個人、命運與時代的纏繞。就傅大成而言，因一首小詩《笑的風》改變了生活軌跡，然而從時代發展的角度而言，小說反覆闡明“時代比人強”。《笑的風》超越《青春萬歲》的激越，也超越《活動變人形》的決絕，是對歷史的撫摸和吟唱；是一往情深，更是回眸一笑；是萬般滋味在心頭，更是也無風雨也無晴。得與失，悲與喜，缺憾與圓滿，絕望與希望，在這部小說中都達成新的“和解”，因爲所有這一切，其實都不過是生命的固有風景。

《笑的風》還探討了生命和人性中某種悖論式境遇。悖論是生命的“無常”，是生命的偶然性，更是生命的“有常”。傅大成與白甜美的愛情在特殊時期顯得親切安詳、和諧融洽，而當一切欲求和可能都變成現實時，他感到的不是圓滿，而是“得而後知未得”的遺憾。他在“找到了自己”的同時，又陷入“再也找不到原來的自己”的尷尬乃至必然的悔意。傅大成永遠生活在“別處”，他的追求、困惑乃至躁動、折騰和缺憾，都不是單純個體性、偶然性的，是面對新生活、新機遇的必然要求。從這個意義上，傅大成其實是一個具有哲學意味的審美符碼。

王蒙這部長篇小說還堪稱一次百科全書式的寫作。英國小說理論家福斯特曾把“廣博的知識”作爲小說家的必備素質。讀王蒙的小說，時時被各種新奇的知識、見聞、說法、議論所吸引。在中國古代小說傳統中，知識被視爲小說藝術的構成要素之一。在小說的知識取向越來越淡薄的今天，王蒙的小說返歸“廣見聞”“資考證”的知識性傳統。可以說，知識構成王蒙小說的一個獨立性審美維度。從飛機起落架到英國“三槍”牌自行車，從美食到荷蘭“飛利浦”電視機，從“病”到女人的“乖謬”，還有古今中外詩詞歌賦、名言典籍、掌故段子等知識性敘述和聯想、辭典式旁徵博引，構成這部小說獨特的知識譜系。事實上，所有這些都不是可有可無的。無論是電影《小街》主題曲還是李谷一的《鄉戀》，無論是《哈薩克圓舞曲》還是舒曼的《夢幻曲》，不但豐富小說的審美體驗，而且強化了小說的生活感、時代感。同時，知識性在小說藝術世界的構建和藝術品位的營造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關於舒曼、勃拉姆斯、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音樂知識，在小說審美功能上起到了添情趣、調節奏、擴空間的作用，提升了小說的審美品格。更重要的是，這類開放式小說寫法，在小說藝術越來越狹仄化、枯索化的今天，賡續了偉大的《紅樓夢》傳統，重塑小說文體的豐富性、開放性。這既是小說藝術的“返本”，也是創新，拓展了小說的藝術觀念，也是對當代小說文體的解放。

《笑的風》自始至終都閃耀着一種單純、清明和詩意的光輝。《笑的風》不乏毛茸茸的生活質感，即細密紮實的生活摹寫，更有看似不那麼“接地氣”的一面，例如“笑的風”是實有，更是青春和愛情的象徵。“笑”是生活，是歷史，是時代的脈搏，更是生命的激情和夢想。作品具有一種超越現實的力量，是心靈囈語、意念閃電，更是天啓般的哲思妙悟，既置身其中，又超然物外，二者之間往往形成奇特的審美張力。這賦予小說更純粹、更持久的藝術魅力，本質上並非單純源自作者爐火純青的藝術技巧，而是86年人生閱歷所沉澱的超越、自信和必有的從容。

王蒙說：“只有在寫小說的時候，我的每一粒細胞，都在跳躍，我的每一根神經，都在抖擻。”《笑的風》讓我們感受到王蒙沉醉於創造的快感，沉醉於小說藝術的快感。在小說中，王蒙重獲大自在。

《光明日報》（ 2020年05月20日 14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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