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先生的学问之道，为后世学者交口赞誉。他主张方志应为世所用，益于家国；学问之旨，在于治史鉴后，而非治经入官；“良史”应“才学识”三者兼备，“必知史德”，即“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他治学重启发、贵独创、主质疑、力辨析，一生所追求倡导的，只在于学术要经世致用、治学贵乎有所得。

从学术、文化发展史讲，学术之精神，研究之要义，治学之生命，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有所创新，为文化长河贡献新知新识。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章学诚说过，方志和国史一起，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读史可以知兴替，唯继者方能开新。史志典籍，是我们这个“旧邦”灵魂的载体；继承发扬，是我们这个“旧邦”的老树新芽。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浙江乃至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蒸蒸日上，新时代的方志人勇敢地突破古旧方志“一本书”的本本主义，开创了“一业为主、多业并举”的地方志事业新局。

读此书又印证梁漱溟一句话：“什么叫学问？学问就是有主见。洋洋三百篇，犹若连篇晒开历史主见的大晒场。梁启超因此称他为“集史学之大成的人”，而章太炎、胡适对章学诚的宏大新睿之观点，则直叹为“拨开云雾见青天”、“石破天惊”。

《文史通义》非一般学人所能通读，但奇怪的是，前些年国内学者还仿佛在“望美人兮隔云端”之时，国外学者却对章学诚做了许多研究，其中美国汉学家倪德卫在专著中评价道：“章学诚是中国曾经出现过的最富吸引力的思想家之一

在他的思想架构中展示了极强的原创精神和想象力。他必将作为中国的一个哲学家而享有重要地位。而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该认识这一点的时候了。。

他发前人所未能发，言世人所不敢言，这在思想禁锢、学术窒息的十八世纪中国，实为难能可贵。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他批判道：“《易》讲 言有物而行有恒 ，《尚书》讲 诗言志 ，而如今立言之君子，歌咏之诗人，何其纷纷！然则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言之无物而偏欲言，诗无情志而偏欲诗，自此比比皆是矣！”章学诚为此大声疾呼：“学问经世，持世救偏！”治学必须发扬实事求是精神，以经世致用；学术必须联系历史和现实，以经得起实践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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