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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7日，快要过60岁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学者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三天之后，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留万言遗书说：“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梁济 字巨川，一字孟匡，别号桂岭劳人，以字行，广西桂林人。光绪间举人。历官内阁中书、教养局总办委员、民政部主事、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斋务提调。清史稿里说他少时，“ 寓京师，喜读戚继光论兵书暨名臣奏议”。可见从小就有从政经世的志向。但梁济的仕途并不顺利，而且可以说比较坎坷。“光绪十一年，举顺天乡试，时父执吴潘祖廕、济宁孙毓汶皆贵，济不求通。迨毓汶罢政，始一谒之。大挑二等，得教谕，改内阁中书，十余年不迁。举经济特科，亦未赴。” 到了民国，“逊位诏下，辞职家居。明年，内务部总长一再邀之，卒不出。” 死前“遗书万余言，惓惓者五事：曰民、曰官、曰兵、曰财、曰皇室，区画甚备。予谥贞端。”从谥号上看，清廷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对于梁济的死，引起了社会各界极大关注。关注的焦点是梁先生的死因究竟是什么？按理说，清廷已亡，说梁完全为了殉清只能说有部分的因素在里面，但直接动因是啥成了历史谜团。

首先，时代文化巨人梁启超在听到梁济的死讯后深感惋惜。他写道：“自先生殉节后，启超在报中读遗言，感涕至不可抑，深自懊悔并世有此人，在我乃不获一见……《伏卵录》中相教之语虽不多，正如晦翁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启超者实在大。”同时他还叮嘱梁漱溟在“春秋絜祀时，得间为我昭告；为言：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救天下溺……”“此种俊伟坚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纸只字皆关世道，其效力即不见于今，亦必见于后……继述而光大之，则先生故不死也”。

革命先烈李大钊先生亦在《北京的“华严”》一文中表达了对事态的高度关注，并指出：“他们对于自己的生命，比那些醉生梦死的青年，历仕五朝的元老还亲切的多呢。”

应该说，梁济对自己的投湖是有预先的准备和打算的，也估计到他这一行动会引起社会的关注和争议。所以，他在自己的遗书中说， “此身之死，系为清朝而死。绝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因辜负清廷逊让之心，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故愤慨而死。”又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对梁济的死因，现代学者胡文辉分析道：“一般文人，或有理想，而止于理想；一般政客，则只认现实，不问理想。如梁济、梁漱溟父子，则是道德家兼实践家，非要拿理想来改造现实，以文人的精神做政客的事业，即古所谓“兼济天下”者。如此，道既不行，俗亦难移，其人必忧世愤世，以至偏激。这也是梁济自杀的一个远因吧。”

梁济的自杀其实也是时代风潮的一个反映。无独有偶，1918年5月2日，梁济的儿女亲家、《京话日报》创始人彭翼仲在烟台附近海面投海未遂，为旁人所救；其后，11月29日，《京话日报》现任主笔吴梓箴效法梁济，于同一地点投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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