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綱有領即《指導意見》對未來西部大開發的方向做出了明確的指引，將成爲今後一個時期西部地區發展的指導性文件”，邱冬陽說，“有招有策，即對具體的問題有明確的解決方法，比如裏面提到了重慶、貴州、陝西在未來的發展定位，也提出了拓展區際互動合作的具體做法，如提出加快珠江-西江經濟帶和北部灣經濟區建設，鼓勵廣西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等”。重慶理工大學教授邱冬陽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指導意見》的出臺，不僅是強調了西部地區在中國經濟發展中作爲“迴旋餘地”的重要性，也是表明在當前形勢下，西部地區通過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有利於減輕我國的對外貿易增速的下行壓力，同時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目標。

原標題：解讀丨西部大開發第三個10年如何發展，這份文件全面回答了！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5月17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下簡稱《指導意見》）對外公佈。

自2000年黨中央、國務院作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重大決策部署以來，國務院已先後批覆實施了4個西部大開發五年規（計）劃，並與2010年出臺《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若干意見（中發〔2010〕11號）》（下簡稱《若干意見》）。

而此次《指導意見》的提出，將是指導西部大開發下一個“10年”發展的綱領性文件。重慶理工大學教授邱冬陽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指導意見》的出臺，不僅是強調了西部地區在中國經濟發展中作爲“迴旋餘地”的重要性，也是表明在當前形勢下，西部地區通過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有利於減輕我國的對外貿易增速的下行壓力，同時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目標。

《指導意見》體現了“高質量發展”特色

邱冬陽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指導意見》主要有三方面的特徵值得關注。

第一，《指導意見》有綱有領，也有招有策。

“有綱有領即《指導意見》對未來西部大開發的方向做出了明確的指引，將成爲今後一個時期西部地區發展的指導性文件”，邱冬陽說，“有招有策，即對具體的問題有明確的解決方法，比如裏面提到了重慶、貴州、陝西在未來的發展定位，也提出了拓展區際互動合作的具體做法，如提出加快珠江-西江經濟帶和北部灣經濟區建設，鼓勵廣西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等”。

此外，邱冬陽還認爲，“有招有策”還體現在《指導意見》對西部大開發提供的政策保障非常全面，其中包括金融政策、財稅政策等，如“加大地方政府債券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力度，將中央財政一般性轉移支付收入納入地方政府財政承受能力計算範疇等。”

第二是從過去以建設爲主的西部大開發模式，向高質量發展的模式轉變。

“以前出臺的諸多西部大開發文件，都側重在開發方面，即從基礎設施角度去建設西部”，邱冬陽說，“但這一次在中國經濟整體由高速度發展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大背景，因此36條意見中的諸多方面，都體現了高質量發展的內容，比如在如何人民的獲得感方面，有醫療、社保、教育、創新創業等方面的實施內容，非常全面”。

第三是《指導意見》不僅融入了新時代的新內容，也把西部大開發的前兩個10年的所取得的經驗融入進來。

邱冬陽認爲目的是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在西部地區進行全面的推廣。如第五條“大力促進城鄉融合發展”中，提出總結城鄉“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市）民變股東”等改革經驗，探索“聯股聯業、聯股聯責、聯股聯心”新機制。

此外，“一帶一路”也寫進了本次指導意見中。如第八條積極參與和融入“一帶一路”建設，其中包括支持新疆加快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建設，支持重慶、四川、陝西打造內陸開放高地和開發開放樞紐。

第七條還提出“切實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統籌發展與安全兩件大事，更好發揮西部地區國家安全屏障作用”。“西部地區是國家安全屏障，這一個觀點提出，背後的含義深刻”，他表示。

邱冬陽還特別注意到，加強西部防災減災應急管理能力也放到《實施意見》中的突出位置。如第二十八條表示“推進西部地區城鄉基層防災減災救災能力建設，完善事故災害綜合風險評估技術標準體系，推進事故災害綜合風險評估和隱患排查治理”。邱冬陽認爲，這與西部地區較容易出現地震等災害有關。

成渝、關中城市羣被列爲核心引擎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獲悉，《指導意見》的編寫工作始於2018年上半年，期間，國家發展改革委徵求了中央和國家機關30多個部門、西部各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意見，經反覆修改後上報。2019年3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指導意見》，此後發展改革委根據會議精神，對《指導意見》作進一步修改完善。最終於2020年5月17日正式對外公佈。

分析人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指導意見》在2020年全國兩會前予以對外公佈，有利於在兩會中就西部大開發的相關問題展開更深入的討論，收集相關代表委員的意見和建議。

《指導意見》提出，新時代繼續做好西部大開發工作，對於增強防範化解各類風險能力，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指導意見》提出了兩個時間段的目標。第一是確保到2020年，西部地區的“4個環境”，即生態環境、營商環境、開放環境、創新環境明顯改善，與全國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2035年，西部地區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基本公共服務、基礎設施通達程度、人民生活水平與東部地區大體相當，努力實現不同類型地區互補發展、東西雙向開放協同並進、民族邊疆地區繁榮安全穩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注意到，與2010年《若干意見》相比，2020年的《指導意見》中，並未設立增長目標。如2010年版中，有到2015年，經濟總量比2008年翻一番；重點生態區綜合治理取得積極進展，森林覆蓋率達到19%左右，單位地區生產總值能耗明顯降低等表述。而2020年版中，僅有總體要求，未有“發展目標”。

此外，“打好三大攻堅戰”，仍被列爲未來西部開發的首要任務，而“不斷提升創新發展能力”則放在了第二條。其中包括“支持西部地區在特色優勢領域優先佈局建設國家級創新平臺和大科學裝置”，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獲悉，成都和重慶計劃共建的“西部科學城”，正是作爲國家級創新平臺的落地項目。

而通道建設依然是西部大開發的重點。如第九條“強化開放大通道建設”中，提出了積極實施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項目。優化中歐班列組織運營模式，加強中歐班列樞紐節點建設等。

而第十條構建內陸多層次開放平臺中，包括鼓勵重慶、成都、西安等加快建設國際門戶樞紐城市，提高昆明、南寧、烏魯木齊、蘭州、呼和浩特等省會（首府）城市面向毗鄰國家的次區域合作支撐能力。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注意到，在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主要引擎方面，2010年的《若干意見》與2020年的《指導意見》表述不同。2010年版本中，提出的是推進成渝、關中——天水和廣西北部灣等經濟區發展，建成具有全國影響的經濟增長極。

2020年版本中，加強西北地區與西南地區合作互動，促進成渝、關中平原城市羣協同發展，打造引領西部地區開放開發的核心引擎。

圍繞2020年發生的新冠疫情，《指導意見》亦在23條中提出“提升醫療服務能力和水平”，包括支持在西部地區建立若干區域醫療中心。探索利用人工智能、互聯網等開展遠程醫療等。（作者：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