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书》始于光武帝刘秀时期的班彪,经班固和班昭兄妹不断总结完善,结束于汉和帝时期马续补全《天文志》,才算完本,这一时期,正是东汉刚刚建立,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给予了良好的创作环境,又因为东汉刚刚建立,迫切需要印证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因此《汉书》自然而然的出现。《汉书》的创作并不是一帆风顺,它历经班彪,班固,班昭,父子两代,三人一生的努力才完成。

每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有适合它的社会环境,以及所要表达的目的。良好的社会环境以及对于一本适应皇权统治史书的需求,就是《汉书》的成书基础,而《汉书》的成书又是以服务封建王朝统治为目的。

《汉书》始于光武帝刘秀时期的班彪,经班固和班昭兄妹不断总结完善,结束于汉和帝时期马续补全《天文志》,才算完本,这一时期,正是东汉刚刚建立,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给予了良好的创作环境,又因为东汉刚刚建立,迫切需要印证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因此《汉书》自然而然的出现。


《汉书》的形成时期,儒教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由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东汉时期已经成为了占据统治地位思想的儒教。

与之相比,《史记》完成于武帝时期,那个时候儒学还没有占统治地位,司马迁的《史记》具有极强的个人浪漫主义特色,不能更好的为统治阶级服务,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统治需求,因此迫切需要一本史书来证明王朝的正统。而这一历史使命就降临在班固一家身上。班固一家为儒学大家,班氏父子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

班固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以宣扬汉朝的功绩和历史地位为目的,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侧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朝的历史地位。因此班固首创断代为史。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学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

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统治需要,这一切为《汉书》的成本提供了基础,《汉书》应运而生,而完成《汉书》的就是班固一家。

《汉书》的创作并不是一帆风顺,它历经班彪,班固,班昭,父子两代,三人一生的努力才完成。

第一, 《汉书》的“策划师”,班彪著《史记后传》。

班彪(3年―54年),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

班家为扶风一大望族,多出文才武将,德行学问都是极盛一时。由于出身于汉代显贵和儒学之家,班彪受到的家学影响很大。

作为一个儒学大师,班彪却专心于史学,尤其喜好汉代史。司马迁写的《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了汉武帝,后续却没有记录。当时有不少人搜集当朝的事情,试着在《史记》的基础上补全汉史,但是班彪却认为这些后续都是狗尾续貂,多粗鄙不堪,无法领会《史记》的内容,会给《史记》带来坏的影响,所以决定自己给《史记》写后续。

班彪曾经公开自己对司马迁的《史记》有看法,一方面赞扬“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另一方面又批评司马迁的观念与孔子不一致,,表明着他正统的观点,就是我们现代常用的“两分法”。

于是他花费大量时间采集西汉年间众多事情,又旁征博引,作《史记后传》数十篇。这就是直到现在仍很有名的《汉书》的雏形。

班彪首创两分法,为以后历史的发展打下基础,树立一个标准。

班彪是《汉书》的奠基人,为保存和延续我国传统文化和世代的民族精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历史地理学家,班固编撰《汉书》

班固(32年—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儒客大家。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过世,班固开始在班彪《史记后传》的基础上撰写《汉书》。

《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祖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东汉时,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主导统治思想,这就造就了班氏父子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班固一面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所以篡改了《史记》中的个人浪漫主义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统思想。《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对于我国后世的正史,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班固最伟大的成就则是开辟了中华正史中著述地理志的先河。《汉书》中的《地理志》作为一部记述西汉地理沿革及郡县地理情况的专志,它就成了我国最早以“地理”二字作为篇名的著作,开辟了中华正史中著述地理志的先河。

在书中他还开创了政区地理志的体例,以每个政区为框架,将西汉一代各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罗列于相关的政区之下,来阐示各种地理现象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于人民生活的影响。班固以前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职方》等,一般都以山川为主体,将地理现象分列于作者所拟定的地理区域中,而不注重疆域政区的现实情况,与实际的生活需要相差甚远,不便于人们理解当地的地理风俗等。

《汉书·地理志》中,他记载了川渠480个,泽薮59个,描述了全国300多条水道的源头、流向、归宿和长度;介绍了153个重要山岳和139处工矿物产位置分布情况;有首都长安、少数重要郡国治所及各郡国及县的户数和人口数统计资料113个;还有陵邑、祖宗庙、神祠的分布;有具有历史意义的古国、古城及其他古迹记录;有重要的关、塞、亭、障的分布以及通往塞外道路的内容等。

班固的这种做法,被后世大部分正史及大量的地方志所遵奉。他本人也被冠以中国古代地理学家的称呼。这位地理学家的贡献是无可取代、不可湮没的,《地理志》丰富的内容、完善的体例,影响我国地理学发展近两千年。

班固首创断代史,首创地里志,还开创了政区地里志的先驱。

如此的英雄人物,却没有完成自己的著作,反而冤死在狱中,不得不惋惜。永元四年,权臣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班固因与窦宪关系亲密而被人借机罗织罪名,被捕入狱。同年死于狱中。那未完成的《汉书》使命就落到了他妹妹班昭的肩上。

第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班昭续写《汉书》。

班昭(约45年-约117年),又名姬,字惠班,扶风安陵人,十四岁嫁同郡曹世叔为妻,故后世亦称“曹大家”。

班家的确是诗礼簪缨之家,各个辈分的人都学识渊博,各有成就。班昭自小受家庭的熏陶以及父兄的影响,加上自身的聪颖努力,使她成为一个博学广识的学者。受到各方人员的尊敬。

和帝曾多次召她入宫,命令皇后及妃嫔拜她为师,学习礼仪服饰穿扮及儒家经典篇章。邓太后临朝执政时,班昭以师傅之名,参议朝政。

据正史上记载她是女辞赋家、女史学家、女政治家,历史上第一位女老师,甚至还是数学家。班昭凭借自己的才学,留名青史。

班昭在班固活着的时候就参与了全书的编写工作,在哥哥去逝后就接过亡兄的工作,又得到汉和帝的恩准,可以到东观藏书阁参考典籍,因此写起来更是得心应手。后来班昭写的部分与整个《汉书》十分协调,和谐得体。这说明班昭在才学上与班固怕是过犹不及的。《汉书》中最棘手的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这两部分都是班昭独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谦逊而大度地冠上班固的名字。

女子修史,之前从来没有过,后来也再没有女子参与过史书的编写,称之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当之无愧的。

《汉书》完稿出版以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学者争相传诵,《汉书》多用古字,相对比较难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班昭在东观藏书阁讲解《汉书》,当时奉诏听她讲述的人不少,包括后来成为东汉经学大师的马融。马融为了请求班昭的指导,还跪在东观藏书阁外,聆听班昭的讲解。“东观门外伏马融”一时传为佳话。

《汉书》首开断代史,地理志在我国史书上留下来重要的地位,是谁也无法抹去的,但是《汉书》却也有它的局限性,《汉书》以阴阳五行学说作为理论依据的“五德始终说”和”王权神授“作为指导思想,以神化皇权为皇权服务,来维持其正统思想,是一部以儒学为根本的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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