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皇帝與崇禎同樣是少年天子，年僅16歲就登基稱帝，他就是漢武帝，磁石大漢立國已有六十餘年之久。漢武帝之前的文帝景帝實行無爲而治與民休養的方針，使社會經濟得以恢復發展，已經開始呈現出穩定向好的局面。

而且，在漢武帝早期朝政仍有其袓母竇氏管理，竇氏延續了文帝景帝與民休養的政策，直到公元前一百三十五年竇氏賓天之後，漢武帝才真正掌握國家大權。

漢武帝劉徹聽取謀士的計策，在諸侯國間繼續實行推恩令。經歷了幾十年前的叛亂平定後，本來就被限制的地方諸侯國再度被削弱，勢力進一步下降，最終徹底無力對抗中央政府，消除了漢高祖分封同姓諸侯對中央政府的不利影響。

與此同時，經濟上將日常用品鹽鐵收歸國有商業。嚴令禁止各地方諸侯國私鑄錢幣，經濟權歸於中央。中央集權達到了很高的規模。

此時漢朝的情形其實仍不樂觀，外有匈奴虎視眈眈，內有閩越在南方作亂。對外作戰必須保證不能後院起火防止落入腹背受敵的窘境。

漢武帝劉徹派兵南下，經過幾場戰鬥將閩越國收拾的服服帖帖，並在南方地區建立了新的郡縣管轄。這才騰出手來專心對付匈奴，一改以往漢軍步兵對陣匈奴騎兵的戰略劣勢，發展騎兵與匈奴戰鬥，在匈奴境內對決，主動出擊。

公元一百二十七年，衛青面對侵入今天河北山西境內的匈奴採取迂迴包圍戰術，大敗匈奴軍，順手佔領了黃河的河套地區，使長安遠離了匈奴的攻擊範圍。

隨後衛青、霍去病等人對匈奴猛追，直至將匈奴趕出了靠近中國的漠南之地，一部分進入了苦寒的漠北，一部分向歐洲遷徙，取得了農耕人民對遊牧部族難得的酣暢淋漓的大勝。

擊敗匈奴，是漢武帝被後人尊爲聖皇的一大基礎。反觀漢武帝處理匈奴威脅時，文景之時的安定繁榮給對外作戰鑄就了堅實的物質條件。首先解決的是國家內部政治、經濟、中央和地方權力分配問題，求得了一個安定的內部條件。“攘外必先安內也”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而反觀明朝，明熹宗駕崩之後，由於無子，其弟即位，就是明思宗崇禎。此時的大明基業，處於內憂外患搖搖欲墜之中。山海關外有女真族皇太極八旗軍摩拳擦掌，山海關關內天災人禍餓殍遍野，爲起義軍提供了大量兵源，起義軍燎原之火一發而不可收拾。

這時的崇禎同時想擊潰農民起義軍和後金威脅，頗有“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的味道。然而崇禎高估了明朝的國力，連年征戰使原本就處於緊張之中的朝廷財政更加入不敷出，只能依靠巧立名目橫徵暴斂的各種稅收來解燃眉之急。

但是此舉又加重了民衆生存負擔，使他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進而更多的老實本分的農民轉化爲災民又變成起義軍。在關內義軍的掣肘下，崇禎也不能專心對外與皇太極作戰，鬧得風聲鶴唳，大明數百年基業搖搖欲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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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熹宗交到崇禎手上的大明基業，條件遠比不上漢武帝時的家底雄厚，女真族對明朝的威脅尚比不上匈奴對漢朝的威脅。即便如此，漢武帝也是專心處理好國內一系列問題，才集中人力物力財力與匈奴戰略決戰。而崇禎過於剛愎自用，高估了自己和大明王朝的能力，心情急躁恨不得一朝一夕之間就能實現大明朝的中興。

他拋棄了“攘外必先安內”的關鍵政策，大明朝廷最終因此亡國。亡國非亡在滿清之手，而是被內患李自成打破了北京，崇禎上吊自殺。崇禎在遺詔中斥責“羣臣誤我”大臣皆是亡國之臣，自己並非亡國之君。

崇可以說是一個比較勤勉的皇帝了，爲國家殫精竭慮，儘量剋制自己的私慾。不論怎麼看，他都不是一個昏庸無道的皇帝。崇禎錯在戰略方向的錯誤，內亂外患一把抓。

或許崇禎如果專攻內政，先行解決內部的農民起義問題，對外暫時採取守勢乃至委曲求全的議和，都不至於亡國。若是這樣的話，崇禎做不了千古一帝，最低也是守成之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