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建國之後，南方尚有不少未解放的區域，而此時國軍殘餘勢力也還有一戰之力。東南方向退守臺灣，是因爲解放軍當時的海軍戰鬥力較弱，再配合美軍可能的援助，尚可以隔海抵擋些時日；但是這絕非國軍高層當時唯一的頑抗思路，效仿中國古代，西南方向纔是易守難攻之所，尤其四川佔有天險條件易守難攻，三國時期劉備就是依託四川建立西蜀政權，與曹魏孫吳兩國對峙。因此在1949年末，國軍各路敗兵紛紛往四川集結，一度嘯聚了高達90萬之衆。雖然此時國軍在全國大部已經敗退，但是如此龐大的一坨兵力集中在四川崇山峻嶺之地，也是很令人頭痛的。這其中尤其以四川大軍閥劉文輝和鄧錫侯爲首。然而正當我軍準備入川苦戰之時，卻傳來了劉文輝鄧錫侯二人主動率衆在彭縣起義的消息，西南解放形勢直接變得明朗。爲何二人會在此時宣佈起義呢？

首先，國軍高層對二人逼宮甚急。劉文輝和鄧錫侯是40年代末川系軍閥的核心，但是1949年11月國軍中央軍的胡宗南卻已經趕往成都，帶了40萬嫡系中央軍入川。雖說中央軍和川軍都是國軍，卻不屬於一個軍事系統，甚至有着很深的矛盾，這麼多中央軍進川令二人感覺到巨大的壓力，他們兩人直接指揮的部隊只有十幾萬人，遠沒有胡宗南的人多，因此深怕權力被胡宗南篡奪；而國軍高層要求劉文輝和鄧錫侯的家眷先行乘飛機前往臺北，說是保護他們的安全，使其沒有作戰的後顧之憂，其實就是扣留作爲人質，避免二人有異心。如此一來，劉文輝和鄧錫侯反抗的心理反而更加強烈了。國軍的逼宮使得二人加快了起義的籌劃進程。

其次，當時已經建國，再不抓緊起義，日後個人的前景堪憂。劉文輝和鄧錫侯如果不起義，聯合胡宗南及其他各路部隊抵抗第二野戰軍，有可能抵擋較長的一段時間，但是解放大勢是難以逆轉的，如果四川的國軍部隊全部被殲滅之後再去投降，兩人還有什麼本錢可言？要起義就要趁着手上有兵有槍的時候。事實也證明劉文輝和鄧錫侯的彭縣起義是解放戰爭期間最後一場國軍大規模起義，兩個人的做法很明智，分別得到了安置和重用。

最後，劉文輝和鄧錫侯都是四川人，土生土長的大軍閥，本身也不想看到山河破碎。民國時期的軍閥有個特徵，就是文化層次可能普遍不高，但是民族覺悟和愛國心還是有的。以抗戰時期爲例，當時劉文輝還不是川軍的最高領導人，他的侄子劉湘統帥30萬川軍出川抗日，劉湘本人也是病死在抗擊侵略的路上。之後劉文輝上位，主持四川局勢。劉文輝和鄧錫侯兩人經營四川、西康多年，對於本鄉本土頗爲眷戀，不忍心戰火波及川境，也是值得讚賞的。出於這一點考慮，二人決定在1949年12月9日發出通電，宣告起義接受我軍領導，與反動派徹底斷絕聯繫。

劉文輝鄧錫侯兩人的起義影響巨大，一方面兩人在四川人士中號召力強，直接或間接牽動了超過30萬人的起義投誠，另一方面也動搖了整個西南區域的國軍軍心和士氣，頑抗的基礎基本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