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又名虔，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眉山市彭山縣。他生於黃初五年(224年)，卒於太康八年(287年)，終年63歲。《晉書》中有他的傳，被列爲“孝友第一”，以撰寫情真意切的《陳情表》聞名。

李密的老師譙周是著名的儒學大師和史學家，博學廣識，一直做到光祿大夫。魏將鄧艾率軍打到綿竹後，他積極勸劉禪降魏，後以主降有功，被魏封爲陽城亭侯。司馬炎稱帝后，多次下詔書催促譙周，譙周帶病前往洛陽，泰始三年（267年），譙周病重臥牀不起，被拜爲騎都尉，譙周認爲自己無功，請求回到封地，但是司馬炎不允許。 泰始六年（270年）秋，譙周被封爲散騎常侍，因爲病重無法參拜，至冬病死。

譙周的另一個著名學生是撰寫《三國志》的陳壽。譙周有“蜀中孔子”之譽，他的門人則把李密和陳壽比作七十二賢人裏的子游和子夏。這二位在孔子的學生中都是以文學著稱的，恰與李密和陳壽一樣。

那麼，桃李滿蜀中的譙周爲什麼會被人淡忘呢，就是因爲他主降。

譙周（201年——270年）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他是蜀漢史上最複雜、最耐人尋味的官員。譙周自幼喪父，家境衰落，但從不關心仕途經濟，而是醉心於鑽研學問，“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作爲一個熟讀典籍的學者，他不可能不知道投降者在中國的正統道德語境裏意味着什麼，他勸降後主既沒有任何個人名利或宗族榮辱方面的動機，那麼如此不計譭譽地極力推促葬送自己的國家，目的究竟是什麼？

這主要是蜀漢政權上層的蛻變讓譙周大失所望。

譙周年輕的時候，劉備本人“弘毅寬厚”、慈善仁德，由他所塑造的團隊赤膽忠心、精誠共進，蜀漢政權因此具有一種正統政權所特有的清明與振作。劉備去世後，諸葛亮始終堅定不移地高揚“嗣武二帝、龔行天罰”的政治主旋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使蜀漢政權雖偏居一隅而不萎靡，反而形成一種積極向上、昂揚進取的氣象。

受這種氣象吸引，理想主義者譙周曾經是傾心於劉備集團匡扶漢室偉大理想和抱負的熱血青年，劉備稱帝他積極勸進；後來又堅定擁護諸葛亮北伐，諸葛亮去世後千里迢迢趕去奔喪；他甚至在諸葛亮去世後很長一段時間仍然心憂天下、情繫蜀漢。當時劉禪經常外出遊玩，沉醉於聲色之中，譙周撰寫《上諫後主疏》勸諫，傾情流露出對後主承繼劉備事業所寄寓的希望和期待，忠心殷殷、赤誠懇切。

但是蜀漢後期，特別是大將軍費禕主政的十年，一味地堅持“閉境勤農,育養民物”，蜀漢政權事實上淪爲偏居一隅、自絕於中華主流文明之外的割據勢力，這不僅完全背離了蜀漢政權立國的基本綱領，也形成了“漢、賊”同存、“王業偏安”的思想混亂。再加上劉禪寵信的宦官黃皓亂政，排斥異己，導致“主暗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

譙周失望了，由蜀漢的死忠轉變爲希望蜀漢儘快滅亡，由曹魏來統一天下。“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

隨着政權理想信念的消解，維繫蜀漢內部衆志成城、激昂奮進的精神支柱隨之崩塌，政權因此失去了道義和法理的基本意義，特別對益州人而言，甚至變成一種可恥的欺騙與僞飾——你們這些外地人當初進入益州時宣揚得多冠冕堂皇、偉大高尚，所謂的“嗣武二帝、龔行天罰”，所謂的“漢賊不兩立”、“王事不偏安”，所謂的“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所謂的“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原來這一切都是假的，你們無非是以天祚之名而行割據之實，是爲了搶佔地盤、苟且偏安、瓜分益州人的“蛋糕”而已。

蜀漢的政治其實比魏國要優越清明得多，權臣司馬昭的親信把皇帝都給殺了，司馬昭在滅蜀之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籌劃“禪讓”。然後過不了多久中國社會便因爲司馬氏的內鬥空前絕後地陷入超長時間和超大規模的集團性自殺和殺他、他殺。而益州則成爲“五胡亂華”的第一個受害地，也不知譙周在地下做何感想？

而蜀漢官民熟視無睹於其自身所具有的政治和政權文化優勢，整體陷入日趨濃厚的崇魏媚外之迷失，甚至在對方出現弒殺皇帝的驚天鉅變之後依然傾情擁戴而心嚮往之：哪怕魏國血雨腥風，但月亮是圓的、空氣是甜的。所以譙周纔會在當時受到吹捧，在後世被唾棄。從東晉開始，譙周就成爲反面典型，一次次被拉出來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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