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又名虔，字令伯，犍为武阳人，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县。他生于黄初五年(224年)，卒于太康八年(287年)，终年63岁。《晋书》中有他的传，被列为“孝友第一”，以撰写情真意切的《陈情表》闻名。

李密的老师谯周是著名的儒学大师和史学家，博学广识，一直做到光禄大夫。魏将邓艾率军打到绵竹后，他积极劝刘禅降魏，后以主降有功，被魏封为阳城亭侯。司马炎称帝后，多次下诏书催促谯周，谯周带病前往洛阳，泰始三年（267年），谯周病重卧床不起，被拜为骑都尉，谯周认为自己无功，请求回到封地，但是司马炎不允许。 泰始六年（270年）秋，谯周被封为散骑常侍，因为病重无法参拜，至冬病死。

谯周的另一个著名学生是撰写《三国志》的陈寿。谯周有“蜀中孔子”之誉，他的门人则把李密和陈寿比作七十二贤人里的子游和子夏。这二位在孔子的学生中都是以文学著称的，恰与李密和陈寿一样。

那么，桃李满蜀中的谯周为什么会被人淡忘呢，就是因为他主降。

谯周（201年——270年）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人。他是蜀汉史上最复杂、最耐人寻味的官员。谯周自幼丧父，家境衰落，但从不关心仕途经济，而是醉心于钻研学问，“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作为一个熟读典籍的学者，他不可能不知道投降者在中国的正统道德语境里意味着什么，他劝降后主既没有任何个人名利或宗族荣辱方面的动机，那么如此不计毁誉地极力推促葬送自己的国家，目的究竟是什么？

这主要是蜀汉政权上层的蜕变让谯周大失所望。

谯周年轻的时候，刘备本人“弘毅宽厚”、慈善仁德，由他所塑造的团队赤胆忠心、精诚共进，蜀汉政权因此具有一种正统政权所特有的清明与振作。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始终坚定不移地高扬“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的政治主旋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使蜀汉政权虽偏居一隅而不萎靡，反而形成一种积极向上、昂扬进取的气象。

受这种气象吸引，理想主义者谯周曾经是倾心于刘备集团匡扶汉室伟大理想和抱负的热血青年，刘备称帝他积极劝进；后来又坚定拥护诸葛亮北伐，诸葛亮去世后千里迢迢赶去奔丧；他甚至在诸葛亮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仍然心忧天下、情系蜀汉。当时刘禅经常外出游玩，沉醉于声色之中，谯周撰写《上谏后主疏》劝谏，倾情流露出对后主承继刘备事业所寄寓的希望和期待，忠心殷殷、赤诚恳切。

但是蜀汉后期，特别是大将军费祎主政的十年，一味地坚持“闭境勤农,育养民物”，蜀汉政权事实上沦为偏居一隅、自绝于中华主流文明之外的割据势力，这不仅完全背离了蜀汉政权立国的基本纲领，也形成了“汉、贼”同存、“王业偏安”的思想混乱。再加上刘禅宠信的宦官黄皓乱政，排斥异己，导致“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皆菜色……”

谯周失望了，由蜀汉的死忠转变为希望蜀汉尽快灭亡，由曹魏来统一天下。“景耀五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周深忧之，无所与言，乃书柱曰：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言曹者众也，魏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具而授，如何复有立者乎。”

随着政权理想信念的消解，维系蜀汉内部众志成城、激昂奋进的精神支柱随之崩塌，政权因此失去了道义和法理的基本意义，特别对益州人而言，甚至变成一种可耻的欺骗与伪饰——你们这些外地人当初进入益州时宣扬得多冠冕堂皇、伟大高尚，所谓的“嗣武二帝、龚行天罚”，所谓的“汉贼不两立”、“王事不偏安”，所谓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所谓的“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你们无非是以天祚之名而行割据之实，是为了抢占地盘、苟且偏安、瓜分益州人的“蛋糕”而已。

蜀汉的政治其实比魏国要优越清明得多，权臣司马昭的亲信把皇帝都给杀了，司马昭在灭蜀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划“禅让”。然后过不了多久中国社会便因为司马氏的内斗空前绝后地陷入超长时间和超大规模的集团性自杀和杀他、他杀。而益州则成为“五胡乱华”的第一个受害地，也不知谯周在地下做何感想？

而蜀汉官民熟视无睹于其自身所具有的政治和政权文化优势，整体陷入日趋浓厚的崇魏媚外之迷失，甚至在对方出现弑杀皇帝的惊天巨变之后依然倾情拥戴而心向往之：哪怕魏国血雨腥风，但月亮是圆的、空气是甜的。所以谯周才会在当时受到吹捧，在后世被唾弃。从东晋开始，谯周就成为反面典型，一次次被拉出来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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