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承认，在影视圈中，冯小刚是一个能够精准把握时代脉搏的赢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作为第五代导演的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夏钢、叶大鹰等具有代表性的导演们都深深扎根在文艺片的土壤当中。而冯小刚却发现了商业片在中国的潜力，在1997年，他凭借着一部《甲方乙方》揭开了中国贺岁片的序幕。

而当第五代导演们纷纷在2000年开始挤进商业片大潮中之后，冯小刚却把自己的创作重心聚焦在了个人的文艺情怀，以及放在我们这个国家与这个民族的宏大叙事角度。

反映个人情怀的作品包括《一声叹息》、《芳华》、《只有芸知道》等，而将自己放在一个中国历史记录者的角度，他又拍摄了《集结号》、《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等影片。

可以说冯小刚一直是在逆潮流而走，在当下这个小鲜肉，小仙女横行的时代里，冯小刚在电影《芳华》当中却启用了很多没有什么名气的“白板”演员。以冯小刚的影响力来说，他身边的资源可谓是非常丰厚，基本很少有他请不来的小鲜肉，而他义无反顾的选择不知名演员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在冯小刚看来，自己当年能够在众多导演中脱颖而出，其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他精准的把握到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细节，以及语言体系。

虽然冯小刚自己也承认，他的语言风格受到了王朔极大的影响，但其实王朔的语言就是大众语言，冯小刚平时也这么说话，这套语言系统不是他原创的，他只不过是第一个将这套语言系统搬进文艺作品当中的。

所以同样在这个语言体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冯小刚很容易感同身受，驾驭起来自然也是非常顺手，如鱼得水。但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王朔小说中的语言，原因就在于它真实，王朔在自己的小说当中高度还原了人和人之间交流过程中的细节。

这种逼真的再现能力是王朔特色，而在此之前小说和影视剧中的人物总有一种“舞台腔”，这种腔调将文艺作品当中的人物和现实生活中的人分离开来。总让我们觉得作品中的那些人物只生活在作品里，而不存在于我们的真实生活之中。

而王朔作品中的人物，说着“人话”走到大家面前的时候，人们才相信，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其实和我们的生活离的并不遥远，它是确确实实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有一种代入感在和我们形成共鸣。

而冯小刚深深被这样的表现形式所折服，将这样的形式植入到自己的影视作品当中，一下打开了中国电影的一个新的审美趣味，大家谈论冯小刚小说中人物的时候，常常像在讨论自己身边的某位朋友，尤其是和冯小刚有过多次合作的葛优、何冰、徐帆等演员，他们从不会显得光芒万丈，但总会让人有种亲切感，总有些角色让我们能够和自己身边曾出现过的人物对号入座。

凭借着这样的表现方式，冯小刚吃透了中国市场，一时间成为了最接地气，最受观众们喜爱的导演之一，也成为了中国最有票房号召力的导演之一，然而这项红利在2010年开始后逐渐被剥夺。

许多年轻的创作型导演浮出海面，新的观影趣味迎合新一代的观众，曾经带领着葛优、傅彪、范伟等谐星闯入影坛的冯小刚不再是唯一的票房神话。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郭敬明，同样作为创作型导演，他把自己小说中的价值观引入到了自己的电影当中，取而代之的也是更加漂亮，更加帅气的演员。

俊男美女，贵族富豪以及奢侈而高端的生活体验备受年轻人们向往。除了普罗大众永远也过不上的那种生活之外，也是观众们如何也学不会的语言体系。

在冯小刚看来，这种现象是受到了港台文化的影响造成的，那么港台影视剧中的语言特点是不是存在问题呢？自然也不是，因为港台和内地之间有着一定的文化差异，他们的语言是在他们的环境当中产生的，直接搬到我们这里显然是不合适的。

举一个例子，我们假设一种场景，两个人碰到，互相看不顺眼，如果按照我们印象中港台剧的语言体系大概是这样的：

而用北京话怎么说：

用东北话怎么说：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语言体系是根据环境与人群特点而产生的，港台较早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法律意识比较深入人心，在影视作品当中处理起矛盾相对温和。

而北京人能讲理讲理，不能讲理的情况下也要给自己留个面儿，事情可以缓和，但话不能软。

而东北人，没啥说的，能动手尽量不吵吵。

这些道理其实并不深邃，如今的导演很不乐意在这方面下功夫，语言不具备任何特点，哪怕是普通话也不好好说，非要用一口港台腔，或在个别用词上加几句英文单词，看起来非常做作。

虽然接地气的语言不一定是最好的语言，但那些反映人民群众生活的影视作品，如果对白不接地气的话，就会显得不伦不类，让人跳戏。在一些都市题材的影视作品当中，我们常会看到一种两人相遇的场景。

类似于这样的语言体系在冯小刚看来就是非常奇怪的，如果它不是在受港台文化的影响，真不知道它是在怎样的一种特殊语言环境下孕育出来的。它成为了脱离生活之外的影视作品专用语言体系。

对于当下这种语言特点冯小刚非常厌恶，在许知远的访谈节目当中，他如此形容道：

这话说的没错，影视作品虽然高于生活，却也源于生活，脱离了本土文化的滋养，它也许也将失去最大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