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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時期，大漢帝國國力強盛，邊境雖有少數民族侵襲，但形式如蚍蜉撼樹對政權造不成絲毫影響。在漢武帝眼中，最大的問題是分封制度下產生的藩王。他們手中握有政治、軍事、經濟大權，他們存在一刻，漢武帝便如坐鍼氈。此時，推恩令的頒佈竟完成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達到了分化、削弱封地勢力的作用，甚至有人稱其爲千年歷史中最大的陽謀。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推恩令的出現到底是漢武帝的壯舉還是歷史的必然？今天我們從衝突理論角度出發來看看真正的推恩令的無解之處。

羣體衝突理論

衝突理論指出，由於社會不平等現象的存在，必然會帶來革命、政治變遷或社會變遷。而這其中，社會羣體間的不平等問題更爲嚴重，是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主要動力。

放眼封建時期，皇帝雖然作爲最高統治者掌有決策權，但具體實施者是臣子。這在無形之中就產生了兩個社會羣體，一是決策者，二是行爲實施者。

決策者自命真命天子，掌有生殺大權，對於臣子而言雖是主上，也是威脅。行爲實施者亦然，由於對權力存在渴望，對命運的掌控存在幻想，臣子亂政現象頻發，宦官、佞臣時時有之。也就是說君王與臣子對於權力的爭奪必然會帶來變遷。

漢朝初建時，秉承“上陣父子兵”的美好願景保留了分封制。願景美好，但卻忽略了羣體之間矛盾的存在。

君王對藩王的掌控力量極其薄弱，而藩王對權力掌控慾望越來越強，封地面積越來越大，竟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勢。而就在此時，漢武帝當值，主父偃出現，推恩令得以頒行。

從衝突存在必然性的角度考慮，推恩令是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產物。

漢天子與諸侯間的衝突

如果漢武帝不思進取，安於現狀，羣體不平等關係會被其他現象打破，推恩令則不會出現。但實際上，漢武帝卻是一個心有宏圖的君王。

文景兩帝時，封地權力的擴大問題則成爲政務首要，作爲獨立的“社會羣體”，漢武帝必須站在自己的立場上面對問題。

“七王之亂”的景象仍歷歷在目，藩王對權力的掌控慾望，已經超過了漢朝對其掌控程度，面對各個封地不可能對權力進行收回，而漢武帝面對積攢下來的問題並沒有高祖劉邦的勇氣，不可能通過武力一一征服。

雖有鴻鵠之志，卻不得不如履薄冰，漢天子的衝突面悄然形成。

分封制度下，諸侯王最初僅享有封地和一部分的經濟政治權力。但是歷史的演變之下，總有一些能力出衆者躍躍欲試，企圖讓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希望自己的封地與自己的能力相匹配。

諸侯王從軍事權力着手，逐步滲透到政治權力及封地面積，而土地方面的不合理兼併對社會秩序造成了不良影響。

“藩王社會羣體”對“王權羣體”已然構成威脅。前文說過，社會不平等現象的存在，必然會帶來革命、政治變遷或社會變遷，就是針對該羣體而言。

推恩令的對於分封制最大的改變就是去除了嫡長子的因素。在分封制度下，嫡長子纔有資格繼承，而其他孩子並沒有權力繼承家業。推恩令新規定將諸侯的封地同時分給所有兒子，兒子在將其封地分給孫子。

層層分封之下，權力的掌控規模被削弱，土地佔領和經濟的把控被削弱。說到此處，很多人會考慮家族凝聚力的因素，實際上完全不必擔心。在推恩令制度之下，新分封的侯國不再歸屬於原諸侯國，而是歸所屬郡進行管理。

“與人鬥其樂無窮”，與臣子鬥智鬥勇不止是皇帝的樂趣所在，更是皇帝的本職工作。帝王權術就是讓文臣沉默，讓武將制衡。

“天子令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推恩令“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削弱了藩王全力，就是客觀上對武將的制衡狀態，對加強中央集權貢獻突出。將藩王的封地劃分給子子孫孫，合理轉移了帝王與藩王羣體間的矛盾。

對於漢天子，問題顯然得以解決。但是對於諸侯王矛盾卻沒有消失，只是此時諸侯王的矛頭指向了子孫。

諸侯與自己子孫的衝突

“分而食之”起到的效果僅僅是將土地和權力劃分，實質性意義並不是最重要的。推恩令最重要的是激化了諸侯王與新分封侯國的羣體矛盾。在原有分封制度下，嫡長子與庶子的待遇乃天壤之別，庶子幾乎完全享受不到老爹的優勢，其間不平等現象極爲嚴重。

在推恩令頒佈之後，庶子分封爲侯國，這在權力的掌控上自然得到了優勢。對於皇帝心存感激的同時，更是對於父親與嫡長子的仇恨，子孫的衝突面形成。

雖然有仇恨心理，但是還要受其管制的情況下，這種仇恨無濟於事，而推恩令將其所屬劃分給郡着實下了一劑猛藥。除此之外，主父偃提出“左官、附益、阿黨之法”。

左官就是私自仕於諸侯，附益就是爲諸侯謀權謀勢，阿黨就是包庇諸侯王罪行。這都是重罪，通過這種形式，不僅增強了侯國的獨立性，更切斷了二者的往來關係。使諸侯王在分封屬地內不能納入新的人才，同時失去了子孫的支持，對於二個羣體的矛盾有極強的激化效果，這也是千古陽謀推恩令的無解之處。

推恩令的影響

從衝突理論角度考量，君王的權力被增強，諸侯國方面單方削弱，原有的君王與諸侯國的衝突被淡化。兩極矛盾顯然消失不見，而諸侯與子孫的衝突原本不復存在，但推恩令的施行讓侯國有了權力滋生的突然，成爲新的發展極。

由於自私心理，對權力的渴望讓子孫受到分配權時，被激發的仇恨破壞了“氏族”凝聚力。家族財產的高度集中被打破，貴族羣體滅亡。從理論角度出發，新的羣體矛盾由此產生。

如果說推恩令單單是削弱了諸侯權力，只加強了中央集權則大錯特錯。諸侯層面權力的削弱，朝廷的百官安全性大大提高，對於心理的安全感和歸屬感增強就是其最直接影響。

諸侯王對地方失去了管控能力在於人才和賦稅兩個方面。對於人才，中央可以直接接管任免，精英人才不再獨屬諸侯王，對於王權的鞏固有重要影響。

推恩令實施後三年的版圖

對於侯國的稅收方面，這部分稅收收入不再歸屬諸侯國，幾乎都入繳國庫，中央稅收與日俱增。而土地方面，土地兼併問題大幅度緩解，百姓生存和發展有了可以依靠的土壤。換句話說，國富民強就是由推恩令開始。

推恩令是漢武帝削弱藩王權力鞏固中央集權的重要武器，但這武器同時傷到了自己。諸侯王權力過大危害不再贅述，但是其正面效果也不可否認。

外族的侵襲在漢朝相對普遍，邊境戰火頻燃，而諸侯王對抵禦外敵方面有突出貢獻。在分封制度之下，諸侯王對中央政權有威脅不假，但同姓也使漢朝凝聚力相對較強。對於外戚，權臣方面的崛起制約有重要影響。在推恩令制度下，“王莽篡漢”才成爲可能。

推恩令引發的思考

從羣體角度考量，漢武帝在推恩令實施下是最大的贏家，對社會的掌控權增強的同時，保持了社會不平等現象的存在。

“臥榻之處豈容他人酣睡”漢武帝作爲最高權力掌控者豈能容忍第二極的出現？最大的輸家就是諸侯王，因爲在他們的權力慾望背後隱藏着懦弱。“退一步海闊天空”的想法緩和了與君王間的矛盾，讓推恩令的實施成爲可能。

諸侯上有天子，下有庶子，一面防止天子發威，一面防止庶子發家，這讓無形中增長的庶子羣體在此次博弈之中收穫頗豐啊！

漢朝有推恩令生長的特殊土壤——諸侯王權力集中。從秦朝開始，分封制的影響便已經顯現，但劉邦自信對天下的掌控，爲子孫留下了禍患。

文景兩帝對於這件事煞費苦心都沒有得到解決。漢朝時的諸侯王猶如國中國一般，軍事，政治，經濟，人事權力全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後世諸侯王再未曾有過如此之大的權力，及時是吳三桂之類的藩王也不可與其相比。

結語

推恩令只有漢朝出現過，之後就在沒發生過類似的情況。這並不是說社會不公平的現象發生，只是社會上的階層矛盾以其他方式進行了緩釋。比如說朝代更迭，比如說各種改革都是緩釋方式。推恩令破壞了原有的兩極矛盾，新增如侯國羣體，實際上是對社會的結構造成了破壞。如果沒有推恩令，未來的戰爭或政治演變也有可能發生。從衝突理論出發，推恩令的施行是時代的產物，對於當時是最佳的選擇，而對於後世則猶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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